公元9世纪初，维罗纳附近一位抄写员写下几句看似古怪的文字，内容像谜语，笔法却已经不像规范拉丁文。它后来被称为“维罗纳谜语”，常被视为意大利俗语逐渐脱离拉丁语的重要证据。变化早已发生，只是这一页纸把它留下了。
意大利人并不是某一天突然宣布“不说拉丁语”。罗马帝国扩张后，拉丁语随着军队、官府、道路和贸易进入各地。当地居民学到的，往往是士兵、商人和移民口中的日常拉丁语，而不是西塞罗文章里那种严整、复杂的书面语言。
两者之间差别很大。古典拉丁语有多套格变化，词尾承担着句子关系；普通人说话时，许多词尾逐渐弱化，语序变得重要，介词使用增多。拉丁语中的“那一个”后来还演变成意大利语定冠词的来源。语言一旦进入街巷，就会按照人们的方便重新排列。
罗马帝国西部瓦解后，拉丁语没有消失，反而出现了两个方向。教会、学校和法律文书继续使用较规范的拉丁文；村镇、港口与家庭则各说各的地方口语。书面语像一条旧河道，仍然保持原来的名称，口语却在不同土地上分成许多支流。
意大利半岛的地理条件，加速了这种分化。阿尔卑斯山、亚平宁山脉和众多城邦，把居民隔在不同区域。北方受伦巴第人及法兰克势力影响，南方长期与希腊语、阿拉伯语和诺曼文化接触，威尼斯又与东地中海保持密切往来。相同的拉丁根基，慢慢长出了不同的地方腔调。
有意思的是，最早显出新面貌的，并不只有托斯卡纳。9世纪的科莫迪拉地下墓室题记，已经带有明显的口语痕迹；西西里岛则在腓特烈二世统治时期形成了颇有影响力的诗歌圈。宫廷诗人用西西里方言创作爱情诗，对后来意大利文学影响不小。
不过，真正取得长期优势的，是托斯卡纳一带。佛罗伦萨地处商业和金融活动活跃的区域，人口流动频繁，城市文化也更集中。这里的语言既保留了不少拉丁词汇，又在发音和语法上完成了较大的简化，因而比一些地方方言更适合传播文学作品。
14世纪，佛罗伦萨方言因为三位作家获得了超出地域的声望。早期14世纪，但丁在《神曲》中用俗语写出宏大诗篇；彼特拉克的诗歌、薄伽丘的《十日谈》，又从抒情和叙事两方面扩大了这种语言的影响。但丁还在《论俗语》中讨论何种俗语能够承担文学表达，这说明语言问题已经不只是说话习惯。
但丁并没有“发明拉丁语”这个名称。拉丁语一词本来就源于古代拉丁人及其所在的拉丁姆地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只是重新整理了古典拉丁文与各地俗语之间的关系，并逐渐形成了“罗曼语族”等语言学概念。
印刷术出现后，语言的竞争从作家书桌走向更广的读者群。16世纪，威尼斯出版家彼得罗·本博主张以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语言作为规范参照。1583年成立的克鲁斯卡学院，后来编纂词典、讨论词义，使佛罗伦萨语在书面表达中的地位进一步稳固。
这套规范也并非人人接受。有人主张忠于古典传统，有人认为活着的语言应当吸收城市生活中的新词。商业、航海和科学交流带来了不少外来词，阿拉伯语、希腊语、法语等都留下痕迹。语言从来不是封闭的器物，越是有人使用，越会发生调整。
18世纪以后，启蒙思想推动人们重新看待拉丁文。它仍是教会和学术的重要语言，却不再适合承担所有公共交流。意大利各邦长期分立，普通民众大多只会本地方言，民族认同与语言统一因此成为19世纪统一运动中的现实问题。
1861年意大利王国成立时，真正能够熟练使用规范意大利语的人并不多。亚历山德罗·曼佐尼曾主张以佛罗伦萨人的日常语言作为统一语文的基础。学校教育、军队服役、行政文书和报刊传播，使这种语言逐渐超出托斯卡纳，进入半岛各地。
方言并没有就此消失。那不勒斯、西西里、威尼斯以及撒丁岛，至今仍保留各具特色的地方语言传统。所谓意大利语，实际上是一种以托斯卡纳文学语言为核心、吸收多地语音和词汇、又经过教育与国家机构推广的共同语。
所以，罗马中心地位的消失，并不等于拉丁语被某种新语言取代。帝国的统一瓦解了，人口流动、地方生活和社会变迁却把拉丁语推向了不同方向。意大利语正是在漫长的口头变化、文学选择和政治整合中，逐步获得了自己的名字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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