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17日凌晨，北京一家医院内，溥仪因肾病、尿毒症和贫血性心脏病，长期治疗无效去世。消息送到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后，周恩来很快作出批示：后事怎么安排，应当尊重家属意见。
对李淑贤来说，这句话并不轻松。丈夫生前身份特殊，既是清朝末代皇帝，又是新中国公民；丧事若办得不合适，容易引起议论，办得过于铺张，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她不敢独自决定，只能和溥杰等亲属商量。
周恩来的意见十分明确。遗体可以火化，也可以土葬；骨灰可以安置在革命公墓，也可以放在万安公墓，还可以由家属另行选择墓地。所谓“三个可以”，并不是一句简单的宽慰，而是把选择权交还给爱新觉罗家族。
家属经过商议，决定火化。溥杰办妥手续后，灵车驶往北京西郊八宝山。遗体火化之后，骨灰安放何处又成了新问题。那时的溥仪早已不是宫廷中的皇帝，家族也不可能恢复旧式葬礼，一切只能按照现实条件办理。
1967年10月22日，溥杰、李淑贤和一名邻居家的姑娘，将溥仪的骨灰盒送入八宝山老山骨灰堂，按照当时的安排保存十五年。骨灰盒并不贵重，李淑贤后来提起此事时说，特殊时期条件有限，只能买一个五元钱的盒子，心里一直觉得对不起溥仪。
这场身后事之所以受到关注，关键不在于墓地规格，而在于溥仪身份的变化。他早年被推上帝位，三岁即登基，个人几乎没有选择命运的能力；到了晚年，他却要像普通人一样办理户籍、工作、结婚，甚至亲自面对遗体和骨灰的安置问题。
1959年特赦时，溥仪已经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生活了十年。刚进去的时候，他连被子都不会叠，鞋带也系不好，衣服穿得歪歪扭扭。管理人员没有把他当成特殊人物照料，而是让他和其他人一起劳动、学习。
有一次，管理所所长发现溥仪衣服少了扣子，口袋也破了，裤腿长短不齐，便直接问道：“你的衣服，怎么和别人不一样？”溥仪低头一看，脸上顿时挂不住。从那以后，他开始练习洗衣、叠被子、糊纸盒，慢慢学着料理自己的生活。
进步并不快。别人已经糊好几个纸盒，他还在手忙脚乱；给白衬衫打了肥皂，却不知道搓洗，结果衣服被染得斑斑驳驳。可正是在这些琐碎劳动中，他逐渐明白，身份不能代替能力，人必须靠自己的双手完成事情。
特赦后，周恩来没有把溥仪当作展览性的旧人物，而是关心他的工作和生活。溥仪曾表示想当医生，说自己读过中医书，也在管理所接触过量血压、电疗等工作。周恩来提醒他，给人治病责任很重，最好不要贸然行医，随后安排他到北京植物园劳动学习。
植物园的活看似简单，浇水也有讲究。溥仪常常一处浇得太多，另一处却还是干的，同事便手把手教他。后来，他又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开始整理和接触文史材料，生活逐渐稳定下来。
1962年，溥仪经沙曾熙介绍认识李淑贤。初见时，李淑贤对“皇帝”这个身份颇有顾虑，但溥仪待人温和，没有架子，还主动倒水，询问她的家庭和爱好。相处几次后，两人于同年4月结婚。
婚后，李淑贤才发现，溥仪并不擅长处理日常事务。被子不会整理，头发也常常乱着，许多生活细节还要依靠别人帮忙。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溥仪身体有病，夫妻关系因此受到影响。她一度提出分开，溥仪苦苦挽留。
周恩来得知后劝他们：“夫妻要互敬互爱，互相帮助。”谈到不能生育的问题，他又说：“全中国的小孩儿都是我的小孩儿嘛。”这番话没有复杂道理，却让两人暂时放下了沉重的心理负担。
溥仪去世后，周恩来没有替家属包办一切，也没有因其过去的身份而另作安排。他只提出几种合乎当时条件的办法，允许家属自行选择。对于一个曾经被时代推到最高处、后来又回到普通生活中的人来说，这样的处理，恰好保留了历史身份，也承认了一个普通家庭办理丧事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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