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江西井冈山，一名正在田里劳作的年轻农民，突然被村干部叫到田埂边。来人穿着朴素却明显不同于当地百姓，其中还有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工作人员。对方没有马上说明来意，只反复核对他的姓名、籍贯和家中情况。
年轻人名叫石来发，23岁。听说有人要带他去广州认亲，他第一反应不是惊喜，而是怀疑。因为在他的记忆里，父母早已不在人世，自己从小跟着外婆生活，家境贫寒，甚至靠过乞讨填饱肚子。
“你们是不是找错人了？”石来发看着来人，语气里满是不解。
对方告诉他，经过多次查找和核对，确认他正是曾志的儿子。石来发愣了半天，又追问了一句：“我母亲叫什么名字？”
“曾志。”
这个名字，对石来发而言陌生得近乎没有意义。他不知道母亲长什么样，也不知道她这些年在哪里，只知道来人所说的母亲，是一位在广州工作的领导干部。
从井冈山前往广州，距离不只是地图上的远近。石来发第一次见到繁忙街道，第一次置身于陌生的城市环境，周围人说着他听不太懂的方言。他一路沉默，既紧张，又隐隐期待，心里反复琢磨：一个离开自己二十多年的母亲，见面时究竟该说些什么？
接待他的，正是曾志。
当时的曾志已经担任重要领导职务，长期在革命队伍和地方工作中承担重任。面对这个出生后不久便失散的儿子，她没有摆出领导干部的姿态，而是尽力靠近他，询问他的生活，张罗吃住，想把亏欠多年的母爱一下子补回来。
可亲情并不会因为血缘确认，便立刻恢复原来的模样。石来发看着眼前的母亲，想到童年讨饭时受过的冷眼，想到别人家的孩子有父母照料，而自己只能在贫困中长大，压在心底多年的委屈终于冲了出来。
“你当年为什么不要我？”
曾志没有回避。她知道，任何解释都无法抹去儿子已经走过的苦日子，只能含着泪说：“那时候，确实是没有办法。”
这句话背后，是一段极其艰难的革命经历。
曾志原名曾昭学，早年接受新思想影响，反对包办婚姻，曾为女性争取婚姻自主。参加革命后，她与夏明震相识并结为夫妻。夏明震后来牺牲，曾志怀着身孕来到井冈山，并在那里生下石来发。
孩子出生仅26天，部队便要转移。那是战争环境下的紧急行动，人员随时可能面临战斗、封锁和牺牲。曾志明白，刚出生的孩子无法跟随队伍长途行军，只能把他托付给当地可信的人家，也就是王佐部下石副连长夫妇。
在当时的条件下，托养并不意味着能够随时探望。道路被阻断，战事不断变化，消息也很难传递。曾志这一离开，竟与儿子隔了23年。她后来继续参加革命，在不同岗位工作，承担的责任越来越重，却始终没有忘记寻找这个失散的孩子。
认亲之后，石来发并没有提出过多要求。他曾经设想过，母亲如今身居高位，或许能够替自己改善生活。但看到曾志为革命奔波多年，也看到她面对自己时的愧疚，这些话最终没有说出口。
他返回井冈山，继续做农民。母子之间并没有因此变得朝夕相处，生活经历的巨大差距，使他们仍然需要时间适应彼此。想念母亲时，石来发便前往广州探望，短暂相聚后再回到故乡。
有意思的是，曾志并不只亏欠石来发一个孩子。她一生有几个孩子，因战争和生活所迫，其中两个儿子都曾托付给老乡抚养，只有女儿较长时间留在身边。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分离，成了她晚年始终无法摆脱的心结。
1998年4月，曾志病重住院，石来发赶到北京探望。病床上的曾志已经十分虚弱，仍反复向两个儿子道歉：“妈妈对不起你们。那时候战争频繁，生活太苦，实在没有办法。”
这不是一句轻描淡写的解释，而是一个革命者晚年对家庭亏欠的承认。她知道，组织上的工作可以交接，战斗中的任务可以完成，可孩子失去的童年，却没有办法重新补回。
1998年6月21日，曾志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按照她的遗愿，后事从简，骨灰送回井冈山，安葬于小井红军烈士墓附近。墓碑上刻着“魂归井冈，红军老战士曾志”。
石来发后来曾坐在母亲墓碑旁合影。照片里，墓碑沉静，他神情复杂。母亲活着时，他得到的陪伴并不多；母亲离去后，血缘、苦难和迟到的相认，全部留在了那块井冈山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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