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山西太和岭，国民党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被押在营房内，等待一场已经失去公平的审判。几天前，他还在天镇、阳高一线指挥部队阻击日军；此时，罪名却变成了“擅自撤防、败逃”。
天镇并不是一座容易守住的城池。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迅速向华北推进，南口、张家口相继失守，山西北部门户洞开。阎锡山命令李服膺坚守天镇，为大同方向争取时间，军令最初只有三天。
李服膺接令后，将第六十一军所属部队部署在天镇、阳高一线，并亲自前往前沿查看阵地。日军凭借炮火和飞机轮番攻击李家山、罗家山以及盘山阵地，守军伤亡不断增加，却没有立即后撤。
三天期限到了，新的命令又送到前线：继续坚守，为大同会战争取时间。李服膺没有讨价还价，只能把部队重新压上阵地。连续作战六天，守军多次击退日军进攻，第六十一军损失严重，部分部队已经难以维持完整建制。
有意思的是，李服膺并非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自行逃走。第七天，他接到的是“相机撤退”的电令。所谓“相机”，本就意味着根据战场实际自行判断。部队随后连夜撤离，天镇最终被日军占领。
天镇失守后，日军在当地制造惨案，百姓死伤惨重。国内舆论震动，追究责任的压力迅速集中到守军将领身上。李服膺认为，既然战场经过可以核查，便主动要求调查，并希望将电令和前线情况一并呈报南京。
这一步，却让他的处境更加危险。
阎锡山不愿让李服膺前往南京。李服膺长期在晋绥军系统任职，熟悉部队调动，也清楚天镇防务的真实情况。一旦他在南京出示电报，谁该承担责任，便不再能够含糊处理。于是，李服膺被扣押在太和岭，罪名也从“守城失利”变成了“擅自撤防”。
傅作义曾提出，可以追究团长李生润、旅长刘馥等人的具体责任，以平息军中和舆论的不满。这种处理至少符合战场责任的基本层次：谁负责哪一段防线，便查哪一段。可是，这个建议没有改变李服膺被推上军事法庭的命运。
军事审判开始时，阎锡山担任审判长。面对昔日部下，他先谈旧日关系，随后指责天镇工事修筑不善，又指责李服膺没有奉命死守。李服膺当场回答：“没有材料。”这句话很短，却点中了问题所在：没有器材、没有足够兵力，阵地如何抵挡日军重炮？
阎锡山继续追问撤退一事。李服膺取出电报，明确表示：“我是奉命退却，有电报为证。”据相关回忆，阎锡山对此并未真正展开核验，而是以训斥打断辩解。审判从查明战况，逐渐变成了确认既定罪名。
李服膺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多少机会。他没有把责任推给下属，也没有承认所谓擅自撤退。对一名军人来说，战场可以失败，命令却不能被事后改写。遗憾的是，军事法庭并没有把这份电报当作决定性证据。
探监时，李服膺的大女儿李撷秀见到父亲。父亲被拘押，家人又无法改变判决，她问道：“爸爸，我想去延安，你同意吗？”李服膺没有多说，只是默许。这个选择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源于她对父亲遭遇的判断：既然公道无法在原有系统内得到伸张，便只能离开这套环境，寻找另一条道路。
1937年9月，李服膺被执行死刑，年仅四十七岁。亲友随后将遗体草草安葬。女儿后来改名李刚，前往延安，经过学习和考验，参加了革命队伍。父亲案件留下的阴影，也成为她人生转折的直接原因。
李服膺被处决后，第六十一军内部反应强烈，副军长贾学明、参谋长刘全声以及部分师级将领相继离开晋绥军。执法总监张培梅也因对处理结果不满而走向极端。一个军长的死，牵动的并不只是一个家庭，还暴露出战时军令、地方权力与责任追究之间的尖锐冲突。
天镇战事究竟该由谁负责，电令是否被如实执行，军事审判是否真正依据证据，这些问题没有因枪声响起而消失。李服膺留下的那份撤退电报，反而成了整起案件中最难回避的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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