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4月17日，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罗瑞卿正在试用假肢。就在这时，海军参谋长杨国宇前来汇报一项海上大演习。谁也没有想到，这次谈话最后改变了一个已经排定的行动。
罗瑞卿没有急着表态，而是反复追问细节：演习为何选择这个时候？既然早已确定日期，为什么直到临近行动才向总参谋部和军委报告？问题看似具体，背后却牵涉军队指挥程序、兵力调动权限以及当时的政治环境。
杨国宇离开后，罗瑞卿立即把情况报告给邓小平，并明确表示不同意。他的判断很直接：如此规模的兵力行动，不能绕开必要的请示，也不能在准备不足、意图不明的情况下仓促展开。邓小平听完后，当即赞同这一意见，行动由此被制止。
这件事后来被邓小平称为海军工作中的一件“坏事”。1977年7月，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召开，邓小平专门提到旅顺港海军大演习，认为它不仅在政治上不妥，出发点也有问题，同时肯定罗瑞卿处理得很及时。
有意思的是，当时的罗瑞卿并不是一个身体健全、精力充沛的年轻将领。十多年前，他曾遭受不公正对待，腿部伤势也长期折磨着他。可是，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后，他首先抓住的并不是个人待遇，而是军队能否恢复正常秩序。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职务。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期间，罗瑞卿重新当选中央委员；随后，他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出任中央军委秘书长。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罗瑞卿实际上成为协助邓小平处理军务的重要助手。
当时，军队许多规章制度尚待恢复，军委办事机构也没有完全理顺。各地请示纷纷送到罗瑞卿手中，甚至一些具体事务也层层上报。电话一部接一部，文件堆在案头，秘书班子又没有及时配齐，他只好让老卫士赵文歧暂时协助处理事务，家人也参与收发文件。
罗瑞卿已经71岁，腿上装着假肢，仍然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为了少耽误时间，他中午休息时也不愿脱下假肢，吃饭往往成了思考工作的间隙。家人劝他适当休息，他却说：“怎么不劝我多做一点工作？”妻子郝治平无奈地回答：“你这个样子，谁还敢劝你工作。”
这种近乎拼命的工作方式，并非单纯为了证明自己。罗瑞卿清楚，军队长期受到动荡影响，恢复指挥体系、整顿作风、准备打仗，已经不能再拖。邓小平提出“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正是当时军队建设的现实要求。罗瑞卿把这句话落实到文件、会议和具体行动中，反复强调不能让军队工作重新陷入混乱。
同一时期，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逐渐展开。1977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反对脱离实际地照搬现成结论。罗瑞卿敏锐地意识到，军队机关报不能在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含糊其辞。
在他的推动下，《解放军报》组织撰写并修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罗瑞卿亲自审阅文章，查阅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有关论述，还多次与报社负责人、理论工作者交换意见。他对华楠说：“文章发表后可能会有不同意见，出了问题，我先负责。”
这篇文章后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并由其他重要报纸转载。它支持了邓小平关于实事求是的讲话，也显示出罗瑞卿在关键问题上的政治判断力。值得一提的是，他并没有把理论讨论看成文字争论，而是把它同军队能否恢复正确思想路线联系在一起。
腿伤最终还是限制了他的身体。1978年，国内专家建议为他进行人工股关节置换。由于当时相关手术经验有限，加上罗瑞卿急于恢复行动能力，中央批准他前往联邦德国治疗。8月2日手术完成后，他一度情况稳定，却在当晚突发心肌梗塞，于1978年8月3日去世，终年72岁。
8月10日，中央派专机将他的灵柩接回北京；8月12日，中共中央为他举行追悼大会。邓小平在悼词中称他为亲密战友。那场被制止的海军演习，后来只是罗瑞卿复出后处理的诸多事务之一，却足以说明他的工作方式：凡涉及军队大局，哪怕自己身患重病，也要把程序、责任和后果问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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