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上海吴淞口外，一艘装载棉纱和纱锭的货轮刚驶入长江口，便遭到海匪突然袭击。华东海军炮艇赶来支援，货轮虽然保住，船上人员却有伤亡。这份战报送到北京后，毛泽东很快作出批示，要求华东军区限期两个月，打通长江口航道，肃清盘踞海上的匪患。
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抢劫。
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工业生产所需的煤炭、粮食、棉花和机器设备，大量依靠水运补给。陆路交通尚未完全恢复，黄浦江又连接长江，长江口一旦受阻，上海就像被掐住了咽喉。
货物进不来，产品运不出去，运输成本迅速上升。更麻烦的是，上海刚刚解放，金融秩序尚在整顿，市场信心并不稳固。海上袭扰不仅影响一艘船、一个码头，甚至会牵动城市供应和经济恢复。
当时盘踞在长江口外的，并不全是正规部队。国民党军撤往台湾和舟山一带后，利用浙江沿海岛屿密布的地形，收拢地方武装和海盗势力，试图把这些人变成封锁大陆沿海的工具。
其中，丁治磐是一个关键人物。
1949年4月以后，南京、上海相继解放，丁治磐率部退守舟山群岛。他原本并非蒋介石嫡系，在国民党军政体系中地位有限，却凭借熟悉海岛的地方武装，逐渐拼凑出一股力量。
他把多股海匪收编，授予番号和职务，又在嵊泗列岛菜园镇挂出所谓政府和司令部牌子。名义上有编制，实际上仍以抢掠商船、袭扰沿岸为生。有人劝他们收敛，得到的回答很直接：“海上没有船，就没有我们的饭吃。”
这句话，道出了这支武装的本质。他们既没有稳定补给，也缺乏持久作战能力，所谓军事行动，很多时候就是凭借岛屿和潮汐，突然袭击，再迅速撤退。
华东军区并非没有海上力量。华东海军成立时间不长，舰艇多由旧海军舰艇和缴获船只改编而来，人员训练、航海经验、气象判断都在摸索阶段。但面对一批依靠快船和熟悉海况作战的海匪，海军也必须接受实战检验。
1950年6月15日，华东海军组织舰艇编队进攻滩浒岛。出发前的气象判断认为海上风力不大，舰艇进入附近海域后，天气却突然恶化，最大风力达到七级，超过部分炮艇的安全承受范围。
舰艇靠近岛岸时，已经难以正常航行，只能冒险抢滩。结果，11艘炮艇先后搁浅。更出人意料的是，匪首黄八妹当时并不在岛上，而是带人前往杭州湾一带袭扰。这次行动虽然摧毁了一个据点，却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随后，朝鲜战争爆发，华东军区的部分兵力和舰艇需要重新调整部署。原定的海上进剿受到影响，嵊泗列岛上的海匪因此获得了短暂喘息。丁治磐见局势不利，带着黄八妹等人撤往台湾，把残余人员留在岛上。
局势变化并没有让长江口安全下来。相反，岛上残匪在外部指使下继续袭扰浙江沿海和长江口，等待所谓援军。可丁治磐在台湾方面本就缺少分量，蒋介石也不可能为几个海岛投入过多兵力。
陈毅主持华东军区研究后，决定不再单纯依靠炮艇作战，而是组织陆军、海军和地方部队协同进剿。嵊泗列岛联合指挥部成立，鲁突任总指挥，朱亚民、萧平担任副总指挥，作战重点也从单个据点转向控制整个岛链。
1950年7月6日，进剿部队分三路展开行动。岛屿之间水道复杂，登陆部队既要防备暗礁和潮汐，也要提防海匪利用熟悉地形分散突围。经过连续作战，海匪据点相继被突破，残部退守一处，企图依靠储备物资长期固守。
7月8日下午，鲁突向岛内发出最后通牒：“放下武器，接受处理；继续顽抗，只有死路一条。”对方仍抱着等待援军的幻想。当天晚上7时，解放军发起总攻，捣毁海匪指挥部，生俘代理指挥官张祥云，以及施元苟、吴桂全、唐连祥、季中等人。
7月9日，嵊泗列岛各处战斗陆续结束。7月1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部队在人民海军配合下，占领长江口外嵊泗列岛，岛上国民党残匪大部被歼。
从毛泽东作出限期部署，到嵊泗列岛战事结束，表面上只有两个月左右。真正困难的地方，却在于新生的人民海军必须在风浪、浅滩和复杂岛礁之间完成一次硬仗。长江口的航道，也由此重新回到人民政权的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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