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末，后半夜，刁铺小学校长徐文卿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他披上衣裳开了门，门外站着两个人，都是观五乡的熟面孔——农会通讯员老赵和区队民兵小周。两人满头是汗，棉袄前襟敞着，呼出的白气在月光底下一团一团的。
“徐校长，出大事了。”老赵压着嗓子，声音发颤，“李乡长叫还乡团抓了，打了两枪。人送到姚桥医院去了，今晚能不能挺过来，谁也说不准。”
徐文卿一听，脑袋里嗡的一声。
小周接着说：“那帮人以为李乡长死了才撤的。可孙某人临走撂下话，说要斩草除根。春泉在您这儿上学，他们估计就要来抓人了。”
徐文卿心头一紧。
李裕清是观五乡农会主任，后来当乡长，领着大伙儿抗捐抗税，在这一带名声很响。他们打过几次照面，那人话不多，做事稳当，一双眼睛看人时透着股硬气。前些日子还听人讲，李裕清在乡里开会时说：“咱们穷人不抱团，就永远翻不了身。”
眼下这人命悬一线，连他儿子也要遭难。
徐文卿二话没说，转身就往学生宿舍跑。春寒料峭，屋里还生着炭火盆，他一把掀开李春泉的被子，低声喝道：
“春泉，快起来，跟我走！”
李春泉那年才十三岁，揉着眼睛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被徐文卿拽着胳膊往外跑。月光底下，孩子看清校长脸上是从未有过的严肃，嘴巴闭得紧紧的，只听见脚步踩在青石板上急促的声响。
当夜，他们前脚刚走，后脚就有七八条黑影摸进了学校。
领头的是还乡团一个小头目，姓孙，三角眼，手里提着短枪，一脚踹开宿舍门，被窝还是温的，人却没了影。孙某人气得骂了一声，枪口顶住留守校工老周的胸口：
“人呢？跑哪去了？”
老周吓得直哆嗦，结结巴巴说不知道。
孙某人一巴掌扇过去，老周倒在地上，嘴角渗出血来。他们在学校里翻了个底朝天，连柴房都搜了，却哪里还有李春泉的影子。
孙某人临走时恶狠狠地丢下一句话：“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早晚逮住这小崽子！”
春泉跟着徐校长连夜过了江，随后便被交给了我方地下交通员，辗转送到江南一户可靠人家寄养。
路上孩子一直没吭声，直到上了渡船，才突然问了一句：“徐校长，我爹咋样了？”
徐文卿望着江面上碎银子似的月光，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想起老赵说的那句话，李乡长被吊在房梁上打了一夜，只回了一句——“要命一条，要我自首办不到。”
这孩子问的是他爹，可他爹这会儿是死是活，徐文卿自己也不知道。
“你爹是条硬汉子。”他最后只说了这一句。
春泉没再问，把脸转向江面，徐文卿看见孩子肩膀在微微发抖，可始终没哭出声来。
李春泉不知道，他爹李裕清此刻正躺在丹徒姚桥我方医院的病床上，腹部的伤口还在往外渗血。
事情得从那天夜里说起。
那天夜里，李裕清刚躺下不久，就听见村口狗叫得凶。他一骨碌爬起来，还没摸到衣裳，门就被一脚踹开了。火把的光晃得人睁不开眼，十几个还乡团分子堵在门口，枪口齐刷刷对着他。
孙某人走在最后面，皮笑肉不笑地说：“李乡长，跟我们走一趟吧。”
李裕清被五花大绑押到刁铺附近的祠堂内。敌人把他吊在房梁上，用浸了水的麻绳抽，问他观五乡还有谁是党员，七区区队的人都在哪里。
李裕清咬紧牙关，一个字也不说。
孙某人凑上来，换了副面孔：“李乡长，你也是有家有口的人，说了就放你回去，何必吃这眼前亏？”
李裕清抬起头，嘴角挂着血丝，声音不高却清清楚楚：“要命一条，要我自首办不到。”
敌人又折腾了大半夜，见他软硬不吃，孙某人恼了，拔出枪来：“再问你一句，名单交不交？”
李裕清闭上眼，不再看他。
枪响了，两下。一枪打穿右臂，一枪钻进腹部。李裕清倒在血泊里，身子抽搐了几下，就不动了。
孙某人拿脚踢了踢，见没反应，以为人已经死了，招呼手下撤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李裕清被一阵凉风吹醒。原来敌人走得急，门没关严，夜风灌进来，倒把他激醒了。他趴在地上，腹部的血把泥土洇湿了一大片，右胳膊完全使不上力。他试着用左手撑地，身子刚抬起来又栽下去，疼得眼前发黑。他咬着牙，一点一点往门口挪，心里就一个念头：得活着回去，观五乡的群众还等着他，大军过江还需要人送粮草。
挪到门口时，他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是区队的同志赶来了。
原来枪响之后，附近一个放哨的民兵就跑去报了信。众人七手八脚把他抬上担架，连夜送到姚桥医院。
医生一看伤口直摇头，手术做了大半夜。子弹取出来了，命也保住了。李裕清在医院养了一个多月。伤还没好利索，他就吵着要出院。医生拗不过他，只好放人。回到观五乡那天，乡亲们围上来，见他瘦了一大圈，右胳膊还吊着绷带，有人忍不住掉了泪。
李裕清却笑了笑：“哭啥？我李裕清命硬，阎王爷不收。”
没过多久，大军过江的消息传来。李裕清把绷带一摘，带着乡亲们筹集粮草、组织担架队。有人劝他：“你伤刚好，歇歇吧。”
他摆摆手：“大军要过江，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
那些日子，观五乡的田间地头，总能看到一个瘦削的身影，右胳膊还有些使不上劲，就用左手搬粮袋，用肩膀扛担架。夜里开会布置任务，他声音不大，但句句实在。群众都说：“李乡长不怕死，咱们还怕啥？”
1952年6月，李裕清病故。
春泉后来回到母亲身边，长大成人。徐文卿校长当年半夜叫醒他的那个场景，他记了一辈子。
多年后他回忆说：“那晚校长拽着我跑，我脚底下都是露水，凉得刺骨。可我后来才知道，我爹流的血，比那露水多得多。”
观五乡的老人们说起李裕清，总爱提那句老话：“不怕死的李乡长。”
这句话不是写在纸上的，是乡亲们心里刻出来的。一个人把命都豁出去了，老百姓就永远不会忘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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