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延安王家坪驻地，红四方面军干部刘世模在房间里举枪自尽。枪声过后，他被战友紧急送往卫生所，虽保住性命，却留下严重枪伤，并引发肺结核。这个曾在战场上多次负伤的将领，人生由此转入一条极其艰难的道路。
刘世模出身河南商城，早年参加革命，长期在鄂豫皖苏区和川陕根据地作战，后来担任红四军副军长。红军长征结束后，四方面军部分干部进入延安。那段时间，围绕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检讨和批评持续展开，许多干部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
在一些批判场合，个别过激言论把四方面军干部笼统归入“错误一方”。刘世模性情刚烈，又有较强的自尊心，对这种不加区分的指责难以接受。有人回忆，他在会后长时间沉默，回到住处也不愿多说一句话。
“问题可以谈，不能把人一棍子打死。”
这句话是否为当时原话，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它大体反映了刘世模的处境：他并非拒绝接受组织审查，而是难以承受被整体否定的屈辱感。遗憾的是，情绪积压最终造成了那场严重悲剧。
枪伤恢复以后，肺部疾病又不断加重。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延安物资紧张，身体状况不适合继续担任一线指挥的干部，陆续被安排回乡休养。刘世模带着有限的补助和药物返回商城，外表看似离开了革命队伍，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停下脚步。
回到家乡后，他没有把自己关在屋里养病，而是通过亲友和地方党组织重新联系群众。商城地处鄂豫皖交界，山地多、村落分散，地方武装基础复杂。刘世模熟悉当地情况，便从发动乡亲、筹集枪支做起，逐步组织起一支抗日力量。
这支队伍起点很低。缺武器，就设法收集旧枪；缺粮食，就动员乡亲支援；缺药品，伤员只能用土法救治。刘世模肺病反复发作，有时高烧不退，仍坚持听取情报、部署警戒。地方干部见他咳血，劝他暂时休息，他只回答：“队伍刚起步，不能没人管。”
1938年前后，豫鄂边区抗日斗争逐渐展开。刘世模所部曾与日伪武装交战，并在战斗中不断扩大。与正规部队相比，这支队伍装备差、训练不足，却熟悉山路和村庄，能够采取伏击、夜袭等方式打击敌人。几年下来，部队从零散武装发展为具有一定规模的抗日力量。
有意思的是，刘世模并不是靠身体优势带兵。他的肺病已经影响呼吸，长途行军时常需要人搀扶，讲话也会因咳嗽中断。但在战士眼中，他仍是那个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老指挥员。个人威望，成了队伍能够维持的重要原因。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东北战略部署，许多中原部队向北转移。刘世模也率部北上，进入东北后接受改编，参与当地的剿匪、接收和作战任务。严寒、长途跋涉以及紧张战事，使他的肺部病情进一步恶化。
在东北战场上，他仍然承担指挥工作。1946年临江地区作战期间，部队多次利用夜色和地形实施突袭，打击国民党军据点。刘世模常常在地图前研究到深夜，咳嗽声不断。警卫员提醒他少说几句，他摆摆手：“把情况讲清楚，同志们才少走弯路。”
1948年春，东北战事进入关键阶段，四平攻坚战持续多日。刘世模坚持到前沿了解情况，连续督战后病情骤然加重，咯血频繁，几乎无法站立。医生检查后认定，他患的是严重空洞型肺结核，只能离开部队接受治疗。
这次离开，意味着他再也无法回到原来的指挥位置。对一名从基层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将领而言，不能亲自带兵，并不比战场负伤更容易接受。刘世模仍通过战友了解部队动态，病房里的谈话常常离不开战局、粮秣和伤员。
1949年以后，他随部队南下，身体已经极度虚弱，生活条件也十分困难。家人居住在汉口一处简陋住所，衣被需要反复缝补，药品更难长期保证。1950年春，王宏坤途经汉口，与刘世模偶然重逢。多年未见，老战友几乎不敢相信眼前这个消瘦的人，正是当年并肩作战的副军长。
“老刘，病成这样，怎么不早说？”
刘世模没有诉苦，只轻声回答：“国家事情多，能撑一天算一天。”
王宏坤离开后，将他的生活和医疗困难转告有关方面。随后，救济款和药品陆续送来，但长期战伤、肺病以及营养不良造成的损害，已经很难逆转。刘世模的身体像一件多年磨损的军装，补过多次，却经不起再次撕裂。
1952年6月22日清晨，刘世模在病中高烧、咯血。护士守在床边，他昏沉中仍询问部队情况。当天7时15分，病历上记下了他的死亡时间，终年约五十岁上下。军区为他举行了简朴追悼，参加者多是当年共同战斗过的干部和战士。
从延安那声枪响，到商城山地的抗日队伍，再到东北战场和汉口病榻，刘世模的一生并非一条顺畅的晋升道路。他曾因心理创伤跌入低谷，也曾在疾病缠身时重新拿起武器。病历最后留下的，是一个具体时刻；而他留下的经历，则被保存在那些共同走过硝烟的战友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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