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6月21日，山东长清官庄村外，大雨倾盆。津浦路敌工队队长李洛夫带着几名八路军战士，冒着日军封锁进入村子。枪声随时可能响起，他们却没有急着突围，而是直奔村东一处被严密看守的地方。
那里，摆着一具日本人的遗体。
这个决定看似反常。抗战尚未结束，日军仍盘踞各处，抢回一名日本人的尸体，值得付出这样的风险吗？李洛夫心里很清楚，那不是普通的日军士兵，而是曾经和他们并肩作战的战友——宫川英男。
宫川英男出生于1920年，日本山梨县人，家中兄弟六人，他排行最小。1939年，19岁的宫川英男应征入伍，被派到中国战场。军国主义宣传把中国人描绘成所谓的“敌人”，也把八路军说成凶残野蛮的武装。年轻的宫川英男相信了这些谎言。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41年7月。一次战斗中，他被八路军俘虏。起初，他拒绝配合，甚至产生过剖腹自尽的念头。押送他的战士没有羞辱他，也没有任由他自弃，而是把他送往延安后方，接受教育和治疗。
日子久了，宫川英男看到的，和日军宣传完全不同。八路军缺衣少粮，却严格遵守纪律；战士们自己省下一口吃的，也会分给伤员和俘虏。有人向他讲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的目的，也有人把日军在中国的暴行一件件摆到他面前。
他沉默了很久。
“过去做错了，就该想办法补偿。”这句话，后来成了宫川英男反复说起的话。
经过一段时间的转变，他加入了反战同盟，投身于瓦解日军、争取日军士兵的工作。1943年，他来到山东长清县敌工队，和队长李洛夫一起开展宣传。刚开始，不少八路军战士对他有戒心，毕竟乡亲们遭受的苦难，很多正是日军造成的。
宫川英男没有急着解释。他把津贴拿出来给大家买菜，自己的衣服破了，便一针一线地缝补。执行任务时，他从不躲在后面。有一次日军追击，李洛夫让他先走，他却反过来留下掩护。
“队长，你先撤，我熟悉他们的喊话方式。”
那一刻，李洛夫真正把他当成了自己人。
宫川英男懂日语，也熟悉日军的习惯。他常常冒险靠近日军驻地，散发传单、喊话，劝士兵认清战争性质。许多日本士兵本是被征召而来，并不愿意死在异国土地上。他们听到同胞的声音后，有人放下武器投奔八路军。日军因此把宫川英男视为眼中钉，甚至悬赏捉拿他。
1945年6月7日，宫川英男和李洛夫在官庄村执行任务。由于连续奔波，两人暂时留宿村中。没想到，汉奸告密，日军连夜包围了村庄。乡亲们冒险报信，李洛夫立即组织突围，却连续几次被火力压回。
无奈之下，他把宫川英男藏进麦秸垛，准备独自引开敌人。日军搜遍村庄，最终还是发现了他。宫川英男当时穿着便衣，本可以冒充普通侨民，争取活命，但他没有这样做。
他突然开枪，击毙两名日军，随后冲出藏身处。日军指挥官认出了这个“叛徒”，下令抓活的，似乎想亲口问清楚，他为何要替中国人作战。
宫川英男身中数弹，已经站立不稳，却仍举枪还击。弹药耗尽后，他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生命，年仅25岁。
李洛夫在远处看见这一幕，悲痛失声。日军把宫川英男的遗体抬到村东示众，企图以此震慑当地百姓。李洛夫回到根据地后，只说了一句话：“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也要把他带回来。”
于是，6月21日那场冒雨行动开始了。战士们知道前方有封锁线，也知道日军可能设伏，却没有人退缩。经过周密接近，他们终于夺回遗体。看着宫川英男身上的弹孔，许多战士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
李洛夫亲手为他整理遗容，战士们把他安葬在根据地附近的孙家村大峰山。群众自发前来送行，地方还为他举行了追悼活动。对这些人而言，宫川英男早已不是“日本人”三个字可以概括的身份，他是为中国抗战牺牲的战友。
1983年，宫川英男的遗骸迁葬济南市长清区石麟山革命烈士陵园。李洛夫后来调往淄博，仍惦记着这座墓。离开长清前，他让儿子留下祭扫。父子两代，坚持了数十年。
2002年，李洛夫病重。他叮嘱子女，不能忘记宫川英男，更要设法找到他的日本亲属，向对方说明中国人没有忘记这份牺牲。
2005年，李洛夫的女儿孙雁鸣通过中日友好渠道，联系到曾参加八路军的日本友人小林宽澄，终于查明宫川英男的家乡在山梨县。宫川英男的一位姐姐当时尚在人世，得知弟弟在中国受到妥善安葬，并有人多年祭扫，十分感动。
2009年，孙雁鸣带着父亲遗像和宫川英男的墓土前往山梨县。跨越战场与国界的两家人，由此取得联系。2014年9月1日，宫川英男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乱世之中，一个人的选择，往往要用生命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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