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春，福建武平县县政府遭到土匪围攻，县政府职工林绩轩趁乱打开院门。枪声过后，土匪被击退，林绩轩却趁夜逃回七坊村。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曾被当作“起义人员”安置的职工，竟和一桩五年前的血案有关。
新中国成立初期，闽赣交界仍有残余武装活动。一些旧保安团人员钻进山里，借着熟悉地形袭扰乡村，破坏土改，甚至企图冲击基层政权。林绩轩表面上进入县政府工作，暗地里却与山上的匪徒往来。
他逃回七坊村后，很快被群众举报。土改工作组组长李逢蕊带人前去抓捕，搜身时发现了一支做工精致的钢笔。李逢蕊拿在手里端详，笔身上刻着三个字：瞿秋白。
这一发现非同寻常。一个旧保安团人员，为什么会随身带着刻有瞿秋白姓名的钢笔？李逢蕊当即追问：“这支笔从哪里来的？”林绩轩神色慌乱，答话前后不一。审查随即转向了另一段被尘封的往事。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为了保存南方革命力量，项英、陈毅等人留下坚持斗争，瞿秋白也在留守干部之中。此时的他长期患有肺病，身体十分虚弱，却仍承担着转移和坚持斗争的任务。
1935年2月，中央分局安排人员护送一批体弱干部离开根据地。瞿秋白、何叔衡、周月林以及项英的妻子张亮等人，在邓子恢一行陪同下，向永定方向转移。队伍昼伏夜行，行进十分艰难。
2月24日黎明，队伍渡过汀江，进入小迳村附近的山林。连续跋涉之后，众人决定暂时停下，生火做饭、烘干衣物。谁能料到，这个短暂的停留，竟给了敌人合围的机会。
当地正处于保安团的搜捕范围内。哨兵发现异常后，敌军迅速调集兵力包抄。邓子恢组织抵抗，带人向高处突围，但敌人已经从几面封锁山口。激战持续了半个多小时，队伍被冲散，何叔衡中弹牺牲。
瞿秋白因病体力不支，无法继续奔跑，只得和张亮、周月林躲进草丛，后来三人一同被捕。面对审讯，瞿秋白化名“林琪祥”，声称自己只是被红军带走的医生和教员。张亮、周月林也按照事先约定，各自编造了身份。
敌人起初没有查清他们的真实来历。被俘人员也没有供出瞿秋白。可随着审讯加紧，叛变人员从送饭时认出了他。瞿秋白没有继续隐瞒，只是平静地说：“既然认出来了，我就是瞿秋白。”
身份确认后，敌人轮番劝降。他们试图用优待、保全性命甚至安排教职等条件，引诱瞿秋白替其宣传。瞿秋白的态度始终明确：“我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敌人让他写所谓供词，他写下的却是对革命根据地的介绍和对敌方诬蔑的驳斥，这份文字自然无法拿去刊登。
国民党方面见劝降无望，蒋介石下令将瞿秋白就地处决。1935年6月17日晚，敌军人员把处决命令告诉他，仍想借死亡制造恐惧。瞿秋白只回答：“我早就准备这一天了。”
6月18日，瞿秋白被押往长汀罗汉山。沿途士兵持枪戒备，他却神色从容，唱起《国际歌》和《红军歌》，并高呼革命口号。到了山下，他看中一块草坪，盘膝坐下，对行刑者说：“就这里吧。我不能跪着死，也不能打我的头。”
执行枪决的人，正是林绩轩。林绩轩从瞿秋白遗体上取走钢笔，多年来把它带在身边，向人炫耀自己曾杀害中共重要干部。那支笔因此成了罪行的证物，也成了他无法摆脱的破绽。
被捕后，林绩轩辩称自己只是奉命行事。可他并非普通士兵，而是曾混入县政府、又主动与土匪勾结的人员。围攻县政府时，他亲自充当内应；接受安置之后，仍继续破坏基层政权。经过审判，林绩轩被依法处决。瞿秋白牺牲时年仅36岁，而那支刻着姓名的钢笔，替历史留下了行刑者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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