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夏天，我十九岁，刚高中毕业，在家闲了几个月。

父亲托人给我问过粮站的临时工，人家嫌我年纪小，没让我试工。我每天帮母亲挑水，剩下的时间就坐在门槛上发呆。邻居家的孩子陆续进了厂，只有我还不知道往哪儿去。

七月里，大姨捎信来，说镇上的木器厂正招学徒，让我去她家住几天，顺便看看。

临走前，母亲煮了十几个鸡蛋，用旧报纸包好塞进我的帆布包。父亲叮嘱我见了大姨夫要嘴甜些，他在供销社上班，认识的人多。

我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车才到镇上。大姨家在河边，三间砖瓦房，院墙旁种着葱和豆角。刚进门，她就接过我的包，笑着把我往屋里拉。

大姨夫正好上夜班，饭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大姨炖了鸡，又炒了腊肉青椒，菜摆得满满当当。我刚夹起一块鸡肉，她就朝窗外看了一眼。

“你看隔壁那家怎么样？”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河对面，一个姑娘正在屋檐下晒竹席。她穿着浅蓝短袖，裤脚挽着，动作利索，抬手擦汗时，阳光从柳树间落在她脸上。

“那家姑娘叫荷花，比你大两岁。”大姨给我添汤，“她妈身体不好，家里里外外都靠她。人勤快，性子也好。”

我只“哦”了一声，继续吃饭。

那是大姨第一次暗示我，我没听懂。

饭后，我在院里劈柴。隔壁传来男人的咳嗽声，接着是荷花应答父亲的声音。大姨一边洗碗一边说，荷花父亲早年伤了腰，只能在家修竹器，家里靠她卖竹席挣些钱。

“姑娘家总得有个依靠。”她擦了擦手，拍我的肩，“你要是在镇上找到活，就踏实干。像荷花这样的姑娘，娶回家能把日子过起来。”

我把斧头放下，看着她：“大姨，你这是给我说媒呢？”

“认识认识而已，谁让你马上娶了？”

我说自己才十九，连工作都没有。大姨笑笑，没再说。

这是第二次暗示。

第二天，大姨领我去木器厂。车间主任答应让我先干一个月杂活，干得好再转学徒。我当场应了。

回去路上，荷花正蹲在河边洗竹条。大姨把我介绍给她，随即夸道：“你这个篮子编得好，谁娶了你谁享福。”

荷花手一滑，竹条划破了指尖。我递给她一块手帕，她按住伤口，抬眼说：“他是看见谁受伤都会帮吧？”

大姨在旁边笑：“小川还挺会照顾人。”

回到家，大姨关上门，收了笑：“你觉得荷花怎么样？想不想跟她处处？”

“我现在连自己都养不活，拿什么跟人处？”

“你是嫌她家穷？”

“不是。我是不想耽误她。”

大姨没再追问，只转身去灶屋添柴。

我在木器厂干了十几天，手上磨出水泡，才渐渐学会刨木料。第一次领到五块钱，我把钱攥在手里看了半天。

那天回去，我在河边遇见荷花。她推着独轮车，车上堆着竹席，轮子陷进泥里。我放下红糖过去帮忙，两个人一起把车抬了出来。

到她家门口，她送我一个小竹篓，说可以装毛巾。我问多少钱，她脸一沉：“送你的东西也算钱？”

我没再推，只说以后挣了钱还她。她笑了笑：“记着，别赖账。”

后来我知道，她想去县城学裁缝，学费还差十八块。父亲腰不好，母亲常年吃药，她攒了两年也没攒够。

“你真想学，就去。”我说。

“说得轻巧。”

“先攒。木器厂这活我继续干。”

她看了我一眼：“你别因为我，就觉得我等着你帮。”

我点点头。那时我只觉得她说得对，还没真正懂。

没过几天，大姨告诉我，西街卖煤的人家来提亲了。男方三十岁，家里条件好些，荷花没答应。

“她不是没人要。”大姨看着我，“你若有心，就别总拿年轻当借口。”

我沉默了很久。第二天晚上，她拉我去荷花家吃饭。席间，大姨当着她父母的面说：“小川，你把荷花娶回去，两家互相照应，也算好事。”

荷花的勺子碰在碗沿上，清脆地响了一声。她盯着大姨，脸色变了：“婶子，你说什么？”

“年轻人先处处嘛。”

“我不想因为家里困难就嫁人，也不想因为别人觉得我年纪到了，就必须找个男人依靠。”她转头看我，“小川哥，我现在不想结婚。我想去学裁缝。”

我放下碗：“她不想结婚，就不结。”

屋里一下安静了。荷花母亲拉了拉她的袖子，荷花却没有低头。她看着我，眼里的戒备慢慢松了些。

回去后，大姨在院门口问我：“你到底喜不喜欢她？”

“我不知道。”

“你帮她推车，记着她想学裁缝，还绕路从河边走。你只是不敢承认。”

我说：“我怕给不了她想要的生活。”

“她要的生活，不是你替她决定的。”大姨叹了口气，“我三次暗示你，是想让你看见她。可你若没那个心，就离她远一点；有，就别躲。”

第三天，我绕开河边走。第四天，荷花在路上拦住我。

“你为什么躲我？”

我说不是。她指了指我绕过的菜市场方向：“你以前天天从河边走。”

我一时答不上来，只好说：“我怕耽误你。”

“我去县城学裁缝，是我自己的事。”她把竹条抱在怀里，“你愿意帮忙是情分，不愿意也没人怪你。但你不能因为大姨说了几句话，就把我当成等你拯救的人。”

我脸上发热，向她道歉。她沉默片刻，说：“我们可以做朋友。别因为我不想结婚，就连朋友也不做。”

我答应了。从那以后，我们不再假装是被大姨撮合的一对，而是认真地来往。

我把每周工钱一半寄回家，一半攒着。荷花晚上从旧衣店捡布头练裁剪。她做出第一件歪歪扭扭的衣服时，非让我夸她。我没忍住笑，她瞪我，后来自己也笑了。

镇上的店老板看她手艺不错，让她改衣服，一件两毛钱。她第一次拿到八毛，攥着钱说：“我终于能自己挣钱了。”

大姨听说她接了活，又来劝我：“既然喜欢，就去跟她说你愿意娶她。”

“她说了不想结婚。”

“她要是不嫁你，可能就嫁给卖煤那家了。”

“那也是她自己选。”

大姨急了：“你明明有心，怎么偏要等？”

“喜欢她，不等于我能替她决定。”

她看了我一会儿，没再逼我。

春节前，木器厂停工半个月。我回家，把荷花的事告诉父亲。父亲抽着烟问我：“你喜欢她？”

“喜欢。”

“那就娶。”

“如果她不喜欢我呢？”

父亲沉默了一下：“那就不能娶。能帮一时，不能替她过一辈子。”

这句话让我想了很久。

几天后，我把攒下的十二块钱拿出来，买了一台二手脚踏缝纫机，直接搬到荷花家门口。

她一看见机器，脸色就变了：“你买它干什么？”

“你想学裁缝，正好用得上。”

“我没求你。”

“我知道。”

“我不答应嫁你，你是不是就觉得我不领情？”

我这才意识到，我又替她做了决定。她说得没错：我的好意也可能让她觉得欠了我。

那晚我把机器退了。第二天，荷花到木器厂找我。

“你真退了？”

“嗯。我没问你，就不该买。”

她低头看着地面：“我不是不想要机器。我只是想自己决定。”

我把退回来的钱拿出来，说可以合伙买，她出一半，机器放她家，挣的钱先还机器。她愿意就拿，不愿意我带走。

“你不怕我以后不嫁你？”

“怕。但你做裁缝和嫁不嫁我，是两回事。”

荷花看了我很久，收下了钱。她写了张欠条，按下手印，又认真告诉我：“我现在不答应处对象，更不答应结婚。以后要不要嫁你，也得我自己说了算。”

“好。”

春天，她去了县城学裁缝。我转成了木器厂正式工。我们见面少了，但每次她回来，都会告诉我新学了什么，我也会说车间里的事。有人问我怎么还不娶她，我只说：“她还没答应。”

1989年秋天，荷花准备在县城开一家小裁缝铺，交完租金还差二十六块。她没有来找我，只托大姨带来一张纸，上面写着：“我想自己把铺子开起来，你愿意再借我二十六块吗？”

我去县城找她，先跟她签了借条。她收好纸，忽然问：“你还想娶我吗？”

“想。但你不愿意，我们就继续做朋友。”

“你会一直等吗？”

“我不说等。喜欢你是我的事，你答不答应是你的事。”

她低头笑了一下：“那你可以继续喜欢我，但我现在还不答应。”

“行。”

她看着我，像是终于确认我没有拿借款换她的回答，眼眶慢慢红了：“你以前总怕我过得不好，急着替我安排。现在你肯把决定还给我了。”

我说：“我会记得。”

裁缝铺开张那天，我帮她把门轴修好。大姨路过，问我们什么时候办喜事。荷花头也没抬：“等我愿意。”

大姨看我，我说：“听她的。”

她笑着摇头：“当初我暗示三次，怎么还没说成？”

荷花剪断线头：“您那三次是让我认识他，不是替我答应他。”

我在旁边修门轴，没接话。那三次暗示让我看见荷花，却没有替她作出选择。真正改变我们关系的，是她拒绝结婚时，我终于没有再劝她。

后来荷花亲口说愿意跟我一起过日子。我们先订婚，约好各自做自己的工作，家里的事一起商量。1992年秋天，我们办了婚礼。她的裁缝铺没有关，我也没有要她辞掉工作。

多年后，大姨再提起当年三次暗示，荷花总说：“要是您说三十次，我早跑了。”

我每次都笑。1988年，我十九岁，没工作，也不懂得怎样靠近一个人。大姨在饭桌上让我看隔壁晒竹席的姑娘，在井边夸她勤快，又在荷花家里当面说让我娶她。可最后答应我的，不是大姨，也不是她的父母，是荷花自己。

她后来嫁给了我，但我们是一起决定，要和谁过什么样的日子。以上文章纯属虚构，请勿对应现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