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诊断书那天，广州的太阳特别辣，我站在医院门口，感觉腿不是自己的，手里的纸被汗浸得皱巴巴的，上面写着“肝癌晚期，预计生存期两个月”。那年我三十三岁，在东莞一个五金厂开了十年冲床，攒下的钱刚够在老家镇上给爹娘修三层小楼，自己住的还是工厂隔壁月租三百的出租屋。

医生姓周，戴副金丝眼镜，说话很轻：“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吧。”我问他还能不能治，他摇摇头，又补了一句——“你这种情况，折腾也是受罪，倒不如让最后的日子舒坦点。”我没哭，就是觉得心里空了一块，像是被冲床轧过的铁皮，凹下去就再也弹不回来。

回出租屋的路上，我在路边摊买了两斤烧鸭、一瓶九江双蒸，一口气吃了个精光，以前舍不得这么吃的。躺在木板床上，天花板的裂缝像道闪电，我盯着它，想起家里爹娘的皱纹，想起去年过年时我拍着胸脯说“明年带你们去北京看天安门”。现在倒好，天安门没去成，自己要先走一步。

那天晚上，隔壁的工友老张来敲门，说他老婆炖了排骨汤，非要给我端一碗。我推辞不过，喝了两口，汤是甜的，加了玉米和胡萝卜。老张是湖南人，在这厂里干了十二年，平时抠得很，连烟都舍不得抽好的。他坐在我床沿，闷了半天说：“兄弟，我听说有个老中医，治癌症挺神的，要不咱们去试试？”我苦笑，说算了吧，周医生都说了没用。老张却来了劲：“那你也不能在这躺着等死啊！我明儿个带你去爬山，白云山，你去过没？爬一爬，出出汗，比啥药都强。”

第二天天还没亮，老张就把我拽起来了。我浑身没劲，骨头缝里都在疼，他硬是把我塞进公交车。到了白云山脚下，我看着那石阶，腿肚子直打哆嗦。老张在前面走两步回头等我：“慢慢来，咱不用赶。”我才爬了不到二十个台阶，就蹲在地上喘，汗珠子啪嗒啪嗒往下掉，眼前发黑。老张递给我一根拐棍：“这是我在废品站捡的，给你削好了，以后咱天天来。”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活着真好，风是凉的，树是绿的，山上的大爷大妈练太极的太极、唱粤剧的唱粤剧，热闹得很。我坐在半山腰的石凳上，看着山下火柴盒一样的楼房，突然觉得自己那点破事也没啥大不了的。老张在旁边啃着馒头说：“你看，你要是死了，这风景就看不着了。”我点点头，把那口馒头嚼得特别慢，像是要把山里的气都咽进肚子里。

从那天起，老张天天五点半拉我起床，爬完山就带我去市场买肉。猪蹄、牛腩、羊肉，换着花样做给我吃。我一开始没胃口，他就说：“你不吃，哪来的力气爬山？不爬山，哪来的力气治病？”我咬咬牙，把那些油汪汪的肉往嘴里塞，一边塞一边觉得自己像个傻瓜——明明要死的人了，还这么折腾。

头半个月，我的体重没掉，反而长了三斤。精神也好了些，不再每天下午就困得睁不开眼。老张很高兴，又拉我去办了个登山年卡。有一次爬到半路，我突然肚子疼得厉害，蹲在路边冷汗直流，老张背起我就往山下跑，一边跑一边喊：“坚持住兄弟！咱不能倒在这！”后来在医院挂了急诊，医生说是我吃得太油腻，胆囊有点发炎，没大事。我躺在病床上，看着老张红着眼眶的样子，突然就哭了。

我说：“老张，你别管我了，我没几天活头了。”老张抽了根烟，把烟雾往窗外吐：“你这话说的，谁知道自己能活几天？我闺女在老家，我一年才能见她两次，我这不想着好好活着，等以后回去看她嫁人嘛。”他说完这话，屋里安静了好一会儿，只有窗外的风吹得窗帘扑扑响。

从那以后，我不再把“两个月”挂在嘴边了。我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爬到山顶，看一次日出。广东的夏天热得要命，我和老张就凌晨四点起来，打着手电筒爬。山路上静悄悄的，只有我们俩的脚步声和呼吸声。爬到半山腰平台时，天边已经开始泛白，云像煮开的粥一样翻滚。老张指着东边说：“快看！”我抬起头，看见一轮红日从云层里钻出来，金光刷地洒在整座城上，那些厂房、高架桥、出租屋，全镀了一层暖色。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死也没那么可怕了。可怕的是临死前还在后悔，后悔没吃过好吃的、没看过好风景、没跟爹娘好好说过话。我掏出手机，给家里的老爹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老爹的嗓门大得能震破耳膜：“小子！咋这么早打电话？是不是出啥事了？”我说没事，就是想起你们了，等过几天我回去一趟。老爹沉默了几秒，说：“回来吧，你妈天天念叨你，咱家荔枝熟了，可甜了。”

我挂了电话，眼泪又下来了。老张在旁边装没看见，抽着烟说：“明天吃白切鸡去，我知道一家特别正宗。”我说好，然后抹了把脸，继续往上爬。

回到出租屋，我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把攒了多年的工具箱擦干净了，把几件新买的衣服叠整齐，想着带回去给爹穿。我本来想写封遗书的，但拿起笔又放下，觉得没啥好写的，我这一辈子，没过啥大富大贵的日子，但也没亏过心，该吃的苦都吃了，该干的活都干了，就是有点对不起爹娘，没让他们早点享福。

第八周的时候，我又去医院复查。周医生看到我，愣了一下，问我最近吃什么了。我说吃肉、爬山。他低头看片子，看了好久，然后说：“肿瘤没有变大，反而缩小了一点。”我听了没什么感觉，老张倒是兴奋得差点跳起来，一把抓住周医生的手直晃：“真的假的？大夫你不是哄我们吧？”周医生推了推眼镜，难得笑了一下：“我没哄你们，但他的情况确实比预期好，你们那套‘吃肉爬山’的法子，也许真有道理。”

从医院出来，老张比我还高兴，拉着我去吃了一顿火锅，点了好几盘毛肚和肥牛，还破天荒要了瓶啤酒。他举起酒杯说：“兄弟，你命硬，癌都怕你！”我也笑，但心里清楚，这不是啥奇迹，就是我这辈子头一回，认认真真为自己活了一次。

后来，我又活了很久，久到超过了医生说的两个月，超过了一年，又过了三年。我还是每天爬山，不过不再是拼命爬了，而是慢慢走，看看花看看鸟，跟山上的老朋友们打个招呼。我还是天天吃肉，但也会配点青菜杂粮，油腻的东西吃得少了。我辞了厂里的工作，在白云山脚下租了个小门面，卖点饮料和登山用品，老张退休后也搬过来，在我隔壁摆了个修鞋摊。

有时候我会想起拿到诊断书那天，太阳那么辣，我站在医院门口，腿软得走不动路。但现在想想，那不是终点，倒像是个起点。我爹我娘后来都来广州住过一阵，我带他们爬了一次白云山，老太太爬到半路就喊累，坐在石凳上喘气，老头儿倒是精神，站在山顶上指着远处说：“这地方好，风水好，以后我死了就葬这。”我笑着骂他胡说八道，心里却想，真要能埋在这山脚下，看着日出日落，听着风穿过林子，那倒也不赖。

上个月，我又去复查了一次，周医生已经退休了，接手的年轻大夫看着我的片子，连说不可思议。我笑了笑，没多解释。有些事啊，医生也说不清楚，就像为什么有的人会被一纸诊断书吓倒，而有的人选择每天吃两大碗肉、爬一座山。活着这事儿，大概就得靠这股子烟火气撑着。

今天我照常爬到了山顶，坐在那块我们常坐的大石头上，看着山下密密麻麻的房子。老张在底下喊我：“下来了！中午请你吃烧鹅，新开的那家！”我应了一声，站起身，拍拍裤子上的灰。风吹过来，带着点青草和泥土的味道，太阳暖洋洋地晒在背上。

我心里想着，明天还要来。后天，也要来。只要还能爬起来，我就一直爬，一直吃，一直活着。哪怕哪天真的倒下了，咱也是倒在上山的路上，倒在这片被太阳晒得热烘烘的土地上，不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