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湖北宜昌，长江码头堆满了机器、钢材、药品和军用物资。日军逼近，水位即将下降，船只却远远不够。站在码头上的卢作孚明白，这不是一次普通运输，而是一场和时间赛跑的抢救。
宜昌是长江航运的重要节点。武汉失守后，大量人员和物资集中到这里，后方工业能否在重庆重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东西能不能运过三峡。偏偏枯水期将至，大船无法深入，敌机也随时可能出现。
卢作孚没有等待条件成熟。他把航线拆成几段：大船负责水面宽阔的江段，中型船承担衔接，小船进入险滩和浅水区域。货物虽然需要反复装卸，却让前段船只可以迅速返回，运输效率大幅提高。
这个办法并不神秘，难的是执行。装卸、调度、航行、维修，每个环节都不能出错。民生公司的船员按照分工昼夜作业，船到即装，装满即走。有人后来回忆，那段时间码头几乎没有真正安静过。
卢作孚1893年出生于四川合川，家庭贫寒，小学毕业后便很早离开学校。但他没有停止学习，靠自学补足中学课程，还编写过数学教材。少年时期接触改良和革命思想，使他很早就意识到，国家要摆脱贫弱，不能只依靠口号。
有一次乘船东下，他看到外国轮船占据江面，而中国乘客拥挤在简陋舱位中。这种反差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他选择投身教育，并不是没有机会谋取个人前程，而是相信民众教育能够改变社会。军阀混战使教育事业屡受挫折，他才逐渐把目光转向实业。
1926年，卢作孚在合川创办民生实业公司，以有限资金购入一艘小轮船。起步很艰难，长江航运被多方势力控制，外国航运企业也占据优势。民生公司没有靠抬高价格争夺市场，而是重视安全、准时和服务，慢慢赢得了川江沿线的信任。
随后几年，他不断整合航运力量，改善船舶管理，扩大经营范围。到1930年代初，民生公司已成为川江航运的重要企业。值得一提的是，卢作孚经营企业时有明显的公共意识，强调职工训练、船舶安全和企业纪律，这使民生公司在战乱中仍能保持较强的组织能力。
宜昌大撤退时，这种组织能力派上了用场。民生公司的船队承担了大量运输任务，人员、设备、物资被分批送往重庆及沿江后方。相关资料显示，这次行动持续数十天，抢运规模极大，许多工厂设备因此保存下来，成为后方工业恢复的重要基础。
危险始终伴随着航行。日军飞机不断袭击长江船队，有的船被炸沉，有的船遭到严重损伤，船员和乘客伤亡惨重。民生公司后来的统计表明，抗战期间有多艘主力船沉没或受损，许多职工牺牲在岗位上。
卢作孚曾对员工说：“我们不是在做普通生意，而是在打仗。”这句话并非修辞。船员没有步枪，却要穿过敌机轰炸区；轮船不是军舰，却承担着运输军工设备和救助难民的任务。民生公司还尽量维持低廉运价，对部分逃难人员提供免费运输和食物。
这场行动之所以受到重视，不只是因为运走了多少物资，更在于它保住了中国西部继续生产的可能。机器设备、技术人员和工厂资料被转移后，重庆等地的兵工、钢铁和机械生产得以逐步展开。长江水道由此成为抗战后方的一条生命线。
抗战胜利后，卢作孚没有把民生公司当成个人私产。他主张企业服务社会，也愿意接受国家对交通运输业的统一安排。1949年后，他响应邀请回到大陆。1950年8月，民生实业公司实行公私合营，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较早完成这一转变的企业之一。
遗憾的是，新的政治环境并没有给这位实业家留下足够的缓冲空间。1952年“三反五反”期间，卢作孚受到错误批评，精神压力越来越重。1952年2月8日，他在重庆自尽，终年59岁。
他留下的遗言没有为自己辩解，反而交代民生公司的公物、股票以及家中事务。这样一位曾在炮火中组织大规模运输的人，晚年却在误解和压力中走到了生命尽头。
1980年，卢作孚得到平反。距离他去世，已经过去28年。那份遗书中关于归还公物、上交股票的交代，和他一生处理企业与国家关系的方式，留下了一个清晰注脚：个人得失可以放下，企业和国家的财产不能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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