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一女子今晨带着遗憾与不舍离世，年仅37岁，令人惋惜。这女子是我媳妇，阿梅。今早五点半，她在我怀里咽了气，手还是凉的，攥着我的手指头，怎么也掰不开。窗外的天刚泛白，小杰还在隔壁屋睡着，不知道他妈妈已经走了。我坐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可哭有什么用呢，阿梅再也不会睁眼叫我一声“老周”了。

我跟阿梅是在宁波打工时认识的，她老家在贵州山里，十九岁就出来进厂，在服装厂踩缝纫机。那时候我在物流园开叉车，下班路过厂门口，总看见她一个人蹲在路边吃盒饭，头发乱糟糟的，脸上还有机器油污。我请她吃过一碗牛肉面，她吃得很慢，说好久没吃过这么热乎的东西了。后来她嫁给我，跟着我回了宁波下面的一个小镇上，我们租了个老小区的一室一厅，日子紧巴巴的，但每天回家有热饭热菜，心里踏实。

阿梅有一手好厨艺，尤其是烙葱油饼，面皮擀得薄薄的，撒上葱花，在铁锅里滋滋响，老远就能闻到香。街坊邻居都说我家阿梅不开个早餐店真是可惜了。她自己也念叨过好多次，说等攒够了两万块，就在镇中学门口盘个小店面，早上卖饼和粥，中午卖快餐。可我说她瞎折腾，我说咱俩打工虽赚不了大钱，但好歹稳定，万一开店亏了，拿什么养孩子？她听了就不说话了，低头搓着手，像做错事的孩子。现在想想，我真是个混蛋，连她那么点念想都给她掐灭了。

小杰出生那年，我跑长途出了次事故，腿骨折躺了三个月，家里全靠阿梅一个人撑着。她白天去厂里上班，晚上回来还要照顾我和孩子，累得瘦脱了相。我妈过来帮忙带孩子，可婆媳俩脾气不对付，我妈嫌阿梅不会带娃，阿梅嫌我妈唠叨，两人没少拌嘴。有一次小杰发烧，阿梅要送医院，我妈说用土方子捂汗就行，阿梅不依，硬是抱着孩子跑去了诊所。回来我妈骂了她一顿，说她花钱大手大脚，阿梅没顶嘴，躲在厨房里抹眼泪。我那时候腿打着石膏，躺在床上听着，心里难受，可嘴上什么也没说。阿梅后来跟我讲，她不怪妈，妈也是心疼孙子，就是她自己觉得委屈，好像在这个家永远是个外人。

真正把阿梅压垮的，是冬天那场病。小杰六岁那年，突然高烧不退，淋巴结肿得老高，去医院一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我听到这两个字，腿一软，直接瘫在走廊长椅上。阿梅却一滴眼泪没掉，她拉着医生的手，跪下去求大夫救救我儿子，钱我们想办法，砸锅卖铁也要治。那段时间我们俩疯了似的找钱，我把车卖了，阿梅把她陪嫁的银镯子也当掉了，厂里工友捐了两万多，再加上借了一圈亲戚，好歹凑够了化疗费。小杰化疗，掉头发，呕吐，阿梅日夜守着，眼睛熬得通红。她自己也天天胃疼，总说没事，吃片止疼药就扛过去了。我要带她去检查，她骂我，说什么时候了还顾着她，小杰要紧。我也就信了她，现在想来，我恨不得抽自己几个耳光。

小杰的病治了半年，终于控制住了，医生说后续还要复查。家里欠了一屁股债，我重新找了份跑长途的活，一个月回来两三天。阿梅还在厂里上班，为了多拿点钱，她主动要求加班，还接了些手工活回来做到半夜。我劝她别太累，她说趁着还能干多挣点，早点把债还了，然后我们盘个店，好好过日子。她还笑着说，等小杰长大考上大学，她就在学校外面开个早餐店，天天让儿子吃她做的饼。我在电话那头听着，鼻子酸酸的。

今年春天，我在外地跑车，夜里接到我妈电话，说阿梅晕倒了，现在在宁波市第一医院。我连夜赶回来，直奔病房。阿梅躺在病床上，脸白得跟纸一样，还冲我笑，说没什么大事，就是累的。可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那张化验单上写着“胃癌晚期”，已经扩散了。我脑子嗡的一下，手里的单子掉在地上。医生说，早前就有症状，再拖下去，神仙也救不了。我蹲在医院楼梯间，哭到干呕。阿梅啊，你为了这个家，把自己生生熬干了。

住院那段日子，阿梅反而安静了，每天拉着我的手，跟我说好多话。她说她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没给我生个闺女，又说最放不下的就是小杰，以后没妈的孩子，可要受罪了。她说她想吃一口她自己做的葱油饼，但胃已经吃不下什么了，只能闻闻味儿。有天夜里，她突然问我：“老周，你见过海吗？”我说没见过。她说她也没见过，小时候在老家山里，课本上说大海是蓝的，无边无际，她就想长大了去看看。我们宁波离海那么近，开车半小时就能到，可这些年忙着挣钱养家，一次也没带她去看过。

我听了这话，心里针扎似的疼。第二天，我向朋友借了辆车，带上小杰，跟医生请了假，说带她去舟山看海。阿梅那天穿了件红棉袄，戴了顶毛线帽子，气色好像好了很多。她坐在副驾驶，小杰在后座扒着窗户，一路兴奋地喊。到了海边，她让我扶她下车，站在沙滩上，海风吹过来，她眯着眼睛看了很久很久，然后轻轻说：“真蓝啊，比电视上还大。”我架着她往前走，她的脚踩着沙子，走得很慢。小杰在身后捡贝壳，喊妈妈看。阿梅回头笑了笑，突然就哭了，她说：“老周，我不想死，我想看着小杰长大，想看你开我那个店……”我抱住她，说你会好的，等你好起来，咱们就开店。她摇头，没再说话。

回来后没几天，她就彻底躺下了，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昨天傍晚，她精神忽然好了些，非要我把小杰叫来，她摸着小杰的手说：“小杰，以后要听你爸的话，好好读书，想妈妈了就吃块葱油饼，妈妈就在饼里看着你。”小杰听不懂，趴在她怀里说妈妈你早点儿好起来。阿梅笑着，眼泪顺着眼角往下淌。

今天凌晨，她突然喊我的名字，我凑过去，她嘴唇动了动，像是要说什么，却只吐出一口气，手紧紧攥着我的手指。我感觉到她的温度一点点凉下去，心就像被人掏空了一样。等我妈把小杰抱进来说“儿啊，你妈走了”，小杰哇地大哭，我才发现阿梅已经没了呼吸。她就是这么一个人，到死都憋着那口气，怕是吓着孩子，等到天快亮了才舍得走。

收拾她的东西时，我在她枕头底下发现一个旧存折，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万三千块钱，存的都是零头，几十、一百，日期隔三差五。存折里夹着张纸条，字歪歪扭扭：“给小杰上学用，还有咱家的小吃店。”我拿着那张纸，跪在地上，眼泪把纸都打湿了。原来她一直在偷偷攒钱，就为了她那个没开起来的店，还有儿子的学费。

后来我在她抽屉里找到一本日记，里面记着很多小事。有一页写着：“今天厂里加班到十点，胃疼得厉害，可去医院得花好几百，忍忍吧。小杰下周又要复查，老周的腰伤也不知道好全没有，真想替他疼。等债还完了，我就去医院看看。”还有一页写着：“他们说海可大了，我想去看，等小杰放假，让老周骑摩托车带我去。”翻到最后一页，只有一行字：“要是有一天我不在了，希望老周别难过，找个好女人，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我抱着日记本，哭到喘不上气。这个傻女人，到死都在为我着想。

小杰的病复查了一次，指标正常，医生说继续保持。我把长途车的活辞了，用阿梅留下的那一万三千块钱，又找亲戚拼凑了些，在镇中学对面盘下一个小店面，门口挂了个牌子——“阿梅早餐店”。我学会了她烙葱油饼的手艺，每天凌晨三点起来和面，葱花切得细细的，铁锅烧热，放油，把饼贴上去，滋滋响着，香味飘出去，就跟阿梅当年做的一模一样。小杰放学后也来店里帮忙，收碗擦桌子，干得挺来劲。墙上我挂了一张舟山海边拍的照片，是那天阿梅靠在我肩膀上笑的。照片下面写着：“阿梅，店开了，你看，大家都来吃。”每天早上热气腾腾的，我总感觉她还活着，站在灶台边，系着那条碎花围裙，一边烙饼一边喊：“老周，别愣着，快给客人端粥！”

半年多了，债还了一半。街坊邻居都说我这店做得好，老板娘要是还在，不知有多高兴。我心里想，阿梅没走，她就在这饼里，在这店里，在每一个清晨的风里。有时候夜深了，我关了店门，坐在灶台前点根烟，烟雾里好像又看见她蹲在路边吃盒饭的样子，好像又听见她说“老周，我想开个店”。我会笑着跟她说：“开了，阿梅，咱家的店开起来了，儿子也挺好的，你放心。”烟灭了，眼角有点湿，但心里是热乎的。这一辈子，有她这样一个人爱过我，我也好好爱她这一回，也就值了。往后啊，我得替她把没看完的路走完，把小杰拉扯大，等将来小杰结婚生子了，我就带着孩子去海边，告诉他，这是你妈妈最爱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