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昆明军区，金如柏以少将身份担任第二政委。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还兼任云南地方领导职务，许多具体工作，便落到了金如柏肩上。
这件事并不寻常。新中国成立初期，军队中的大军区领导岗位，通常由上将或中将担任。金如柏却以少将之身主持大军区日常事务，时间还早于后来担任新疆军区、广州军区主要领导的少将。
军衔低一级，不代表贡献少一分。
1955年首次实行军衔制时，金如柏还获得了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三枚一级勋章。这三枚勋章分别对应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功绩。
能够同时获得“三一勋章”的开国少将，人数并不多。相比军衔本身，这份经历更能说明一个干部参加革命时间之早、经历战斗之复杂。
有意思的是，金如柏原本很可能被授予中将军衔。
1952年评定级别时，他被确定为正军级干部。1955年初，西南军区上报的拟授名单中，金如柏也在中将范围之内。后来，军委对将官数量和人选重新研究，名单出现调整。
同在西南军区的杨秀山虽然是副军级，但他是红二军团的重要老干部，参加革命较早，身负多处战伤，体内还留有弹片，并被评为二等乙级残疾。贺龙综合考虑后，认为杨秀山更具代表性，建议将中将名额留给他。
于是，金如柏改授少将。
这样的变化，换作旁人或许难免心里不平衡。金如柏却没有争辩，仍按原来的节奏投入工作。熟悉他的人评价，这个人话不多，做事稳，遇到问题也不绕弯。
“服从安排，踏实把事情做好。”这句话，正是他一贯的处事方式。
金如柏1909年出生于江西永丰。9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刘瑞英独自把他拉扯成人。1926年农民运动兴起，他原本是一名小学教员，却放弃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到家乡组织农民协会。
革命并非一开始就充满胜利的曙光。政局突变后，金如柏被地主抓住，吊起来严刑拷打，对方还限令家中交出180块大洋。刘瑞英只得卖地、借债，才把儿子救回来。
1930年，红军攻占永丰县城，金如柏决定参加红军。这个选择并不轻松，他很清楚，队伍一旦转移，母亲就可能无人照料。
“要干革命，不能只顾自己的小家。”他后来这样解释自己的决定。
金如柏离家后，母亲的处境果然更加艰难。她被地主打瞎一只眼，又被赶出村子，最终客死异乡。这段家庭悲剧，成为金如柏多年不愿触及的隐痛。
进入红军后，他长期从事政治工作，至1933年底已担任团政委。1934年，他曾因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和“政治动摇”受到错误处理，职务被撤，随后调往湘赣军区红军学校担任文书。
这次挫折改变了他的任职轨迹，却没有改变他的革命信念。此后，他转入红六军团，随部队参加长征，并在红二方面军系统内工作，后来担任过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金如柏先后在部队政治机关任职，担任过358旅政治部主任、晋绥野战军独立第三旅政治部负责人，以及西北军政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相比冲锋陷阵的将领，他更擅长思想教育、组织建设和干部管理。
这也是他后来能够主持大军区工作的原因。
离开昆明军区后，金如柏还担任过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以及炮兵、第二炮兵系统的重要职务。1984年，他病逝，享年75岁。
他与郑织文共有六个孩子。三个儿子中，金一明、金一南后来都被授予少将军衔，金一伟则走上了不同的工作道路。
金一明曾任总参军训和兵种部政治部主任。金一南1972年参军，1987年进入国防大学图书馆工作，从普通馆员做起，后来担任战略教研和研究机构负责人，成为军事与国家安全战略领域的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晋升少将。
因此，许多人先熟悉金一南，才知道他的父亲金如柏。一个是广为人知的军事学者，一个是低调务实的老将；父子两代人的经历不同，却都留下了军队政治工作者特有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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