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9月22日，北京。乔冠华因病去世，终年70岁。病房外的人记住了日期，病房内的章含之，却记住了另一件事：这个陪伴自己十年的男人，今后再也不会从病床上抬起头来，叫她一声“含之”。

这段婚姻在当时并不寻常。乔冠华比章含之年长22岁，又经历过长期的革命工作和外交生涯；章含之出身书香门第，受过良好教育，后来成为外交战线上的翻译和工作人员。两个人走到一起，既有感情，也绕不开家庭、年龄和外界目光。

人们熟悉乔冠华，往往从1971年开始。那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代表团进入大会会场时，乔冠华脸上露出了开怀笑容。照片传遍世界，外国记者称之为“乔的笑”。

镜头只留下了表情，没有留下他身后的沉重。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意味着外交舞台重新打开，也意味着代表团承担着极大的压力。乔冠华既要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又要把一个新中国的形象准确地呈现给世界。他的笑并非轻松，更像是多年等待之后的一次释放。

章含之与乔冠华的接触，也是在外交工作中逐渐增多的。她并不是一开始就把这位外交家看成未来伴侣。乔冠华在公开场合言辞锋利，私下却有另一面：爱读书，重文章，也常常因为身体和家庭问题显得疲惫。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两人靠近的，并不是一场刻意安排的相识，而是工作中的接触和相互了解。章含之后来参与重要外事活动，承担翻译任务，与乔冠华有了更多共同经历。文件、会议和出访，把两个人放在了同一条轨道上。

乔冠华此前的婚姻经历，也深深影响着这段感情。他的妻子龚澎长期从事外交工作，是新中国外交队伍中的重要成员。1970年9月20日，龚澎因病去世。对乔冠华而言，这不只是家庭变故，也意味着失去了多年并肩工作的伴侣。

龚澎去世后，乔冠华一度把全部精力投入文章和工作。熟悉他的人知道，他表面上仍然锋利，心里却承受着很大的孤独。到了晚年，身体状况不断恶化，旧疾和新病交织在一起，生活越来越需要照料。

章含之面对的压力同样不小。年龄差距、家庭关系以及旁人的议论，都让她反复犹豫。她很清楚，和乔冠华结合，绝不是简单的两个人相爱，还要面对两个家庭之间的磨合，更要接受对方已经走过的大半生。

1973年，两人结为夫妻。乔冠华当时60岁，章含之38岁。婚后生活并非始终平顺，家人之间需要时间适应，外界也不乏猜测。章含之没有把这些事情说得轻巧，她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常常提到其中的责任感，而不只是浪漫。

乔冠华的身体问题逐渐成为家庭生活的中心。到了病情严重的时候，章含之承担起照顾他的主要责任。她陪着他看病、服药，处理日常起居，也要面对病情反复带来的焦虑。一个曾经在国际会议上纵横捭阖的人，最终也会被病床限制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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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夫妻关系，已经不只是相互欣赏。乔冠华需要有人陪伴，章含之也在照料中承担起无法推脱的责任。有人问她为什么不考虑离开，她的回答很简单：“他已经这样了，我不能不管。”这句话不华丽，却比许多誓言更接近婚姻的实质。

1982年以后，乔冠华的病情进一步加重。治疗能够暂时缓解，却难以改变整体趋势。章含之陪伴他度过一段又一段难熬的日子，知道希望越来越有限，却仍然不愿在他面前显露太多悲观。

1983年9月，乔冠华病情突然恶化。9月22日，他在北京逝世。章含之受到的打击很大，此后相当长时间里，她都难以适应独自生活。家中熟悉的书桌、相框和旧物，处处提醒着那段婚姻已经停在了某一天。

她没有很快从悲痛中走出来，也没有把这段感情包装成传奇故事。后来有人问起再婚问题，章含之曾感慨，自己的爱情太短，已经没有心力再分给别人。这句话中的“短”，并不是指相识时间少，而是相守的岁月太有限。

乔冠华去世时，章含之只有48岁。两人的婚姻持续十年，放在人的一生中并不算漫长，却覆盖了外交工作、家庭变故和疾病相伴等许多沉重内容。她后来整理文字、讲述往事，写到乔冠华时，往往把个人感情放在历史背景之中，很少刻意渲染。

乔冠华留下的，不只是联合国大会上的那张笑脸，还有大量外交文章和国际问题论述。章含之留下的，也不只是“乔冠华的妻子”这一身份。她曾从事教育和外交翻译工作，后来用回忆文字保存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墓碑上的文字可以概括一生，病历上的日期可以记录死亡，却无法写出两个人共同生活时的全部重量。对章含之来说，乔冠华离去后，爱情没有继续发展，却以回忆的方式留在了她此后的岁月里。她所说的“太短”，说的正是相守未久，离别却来得太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