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否定经济决定论。在许多非正式讨论和一些媒体评论中,分析人士常认为,民众收入受损、就业不稳定、失业和贫困加剧,必然导致哈维尔·米莱及其同伙在选举中失利。这种观点源自那句经典的“问题在于经济,笨蛋”。然而,现实并不总是如此,具体情况往往影响更大。以巴西为例,许多人曾认为卢拉政府在经济上表现良好。虽然不少巴西人对此看法持不同意见,但当地的进步派普遍对这个南美大国的经济表现持积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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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巴西反对派获得的大量选票,以及此前选举中流失的选票、空白票、无效票甚至弃权票,更多地反映了人们对“政治”的普遍不满。通货膨胀下降或国家风险降低,并不一定能吸引选民投票。人们的投票动机多种多样,包括意识形态、政治立场和个人感受,还受到媒体和社交网络对社会意识、个人诉求及不同历史时期价值判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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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经历资本对劳动的猛烈进攻。这场进攻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国家恐怖主义,并在90年代苏联解体后进一步加剧。看看米莱对巴西首轮选举结果的反应就能明白:“让那些使民众贫困的左派滚开,我们正努力让这片土地重现光彩。”他还说:“完全是教科书式的……一名左翼者败给右派,市场随即以大幅上涨庆祝。让美国再次伟大!”

在向获胜的自由党致贺时,米莱表示:“自由正在巴西前进。祝贺我亲爱的朋友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在这场面对卢拉的历史性选举中获胜。美洲地区属于希望自由生活的公民。我希望我们很快能开始共同努力,让阿根廷和巴西继续成为重要的贸易、文化和政治伙伴。自由万岁!”这些话再清楚不过。当然,这些说法都可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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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拉的政府未奉行东欧相关纲领,更不是由“左派分子”组成;他的竞选团队明确包含与右翼力量的联盟。但这并不重要:这种标签仍在流传,成为米莱所称“文化战争”的一部分。更何况,弗拉维奥·博索纳罗提名的部长候选人在第二轮投票前就声称,将在上任后实施类似阿根廷的财政紧缩政策。这不仅没有令他们失去选票,反而印证了选民对巴西保守阵营的支持。这场竞选把“电锯”当作成功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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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条件下,选举竞争的核心是政治。右翼为此塑造了一种对政府的批判,将其定义为左翼政府,即便事实并非如此。当然,有时所谓左翼,只是相对于站在其右边的另一方而言。问题在于,右翼将左翼描绘成低效和腐败的代名词,同时掩盖自身的低效、腐败及违法行为。在数字化时代,媒体的运作便利了这种选举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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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阿根廷而言是重要的一课。不能只是等待“民众在经济重创中认清现实”,继而把选票投给反对派,即便反对派并未说明自己将采取何种不同做法。需要警惕的是,这样的事此前已经发生过。一些政府本有机会审查、调查和谴责债务的可憎与非法性质,却没有这样做。它们也没有废除或撤销自1977年以来一直有效的金融立法。

对于自1996年起扩张的转基因大豆为基础的出口导向型初级产品模式,尤其是大豆产业链,也没有作出根本改变。2013年7月,为通过水力压裂“解决”能源短缺而与雪佛龙达成的秘密协议,同样如此。延续对外部债权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从属关系,并非米莱一人能够解释;大豆、能源和采矿业的繁荣,也并非由他一手推动。这一切都是“现实存在的民主”的遗产,其经济政策始终延续着过去半个世纪中在本地区兴起的新经济权力的基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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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巴西和该地区所有国家,都需要作出替代性回应,反对资本、利润和资本积累的制度。因此,与其期待经济重创自动带来共识,从而重复那些为米莱及其同伙上台创造条件的政治方案,不如建立一种新的政治代表力量。它应立足于不满、异议和社会冲突,推动一项捍卫生命与自然的社会计划,反对资本主义,并超越资本主义。

作者:胡利奥·甘比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