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多天没有停下来的连线
每天都在连线。连台里的同事都开玩笑：“睿姐，天天见。”
我说没办法，我也不想天天见，真的太累了，没有一天能够真正休息。谁叫伊朗和美国的战争还没有打完。
就这么拖着，一天又一天，已经七个多月，两百多天了，我们的连线几乎没有断过。
今天问的还是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和阿曼经过几周的技术磋商，已经就商业船舶安全通行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也协调了如何把坐标通报给有关国际海事机构。但具体的经纬度没有公布，这当然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全面恢复通航。
更有意思的是另一边。伊朗革命卫队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伊朗武装力量控制之下；美国中央司令部则公开否认，强调美国和地区伙伴仍然能够保障航行。双方都在说自己掌握着海峡，可真正从海峡里经过的船还是很少。
最新的航运数据显示，10月6日只有7艘货运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第二天也只有10艘，而战争以前每天通过的大型商船大约有125艘。最近经海峡运输的原油已经恢复到每天一千多万桶，但石油流量恢复，并不等于船回来了，更不等于海峡已经安全。
我在连线里说，现在伊朗实际上正在做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情：它试图把战争期间对霍尔木兹海峡形成的军事控制，慢慢变成未来通航安排中的实际影响力。和阿曼谈航道坐标，就是其中的一步。
这些话每天说，说完一场，准备下一场。有时候自己都觉得，霍尔木兹海峡像是已经长在脑子里了。
朋友家的Starlink被拿走了
今天朋友L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了一会儿，他有意无意、若无其事地提起了家里装的Starlink。
这两年伊朗经常断网，一些伊朗人和公司偷偷装了Starlink。大家知道这是违法的，可真到了断网的时候，有些人也顾不上那么多。
他说，他家的Starlink出事了。
安全人员直接找到了他的公寓，到了楼顶，把Starlink天线收走。整个过程倒没有发生冲突，对方态度甚至还算客气，也没有闯进家里，更没有当场把人带走。只是站在门口告诉他，大意是：既然你现在人在家，我们就不进去了，麻烦你自己把设备交给我们。
于是他把Starlink交了出去。
没有抓人，没有长时间问话。对方拿着设备就走了。
但朋友觉得，这件事大概还没有结束。他猜自己过几天可能会接到通知，让他过去说明情况：你拿Starlink干什么？既然知道Starlink在伊朗是禁止的，为什么还要装？用它做过什么？
第一次被查到，也许罚款，也许签一个承诺书，保证以后不再使用。他现在也不知道。
这段时间，伊朗国内针对Starlink的说法越来越重，甚至有人把它直接和间谍活动联系起来，仿佛“谁有Starlink，谁就是间谍”。
“太吓人了。”我说。
朋友说，其实有关部门是可以监测的。他们会观察不同社区的网络使用情况，什么地方出现了什么类型的网络，使用状况怎么样。如果真的有针对性地查，是有可能顺着信号找到来源的。所以他现在就在等，不知道安全部门什么时候会再找他。
他说这些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冒出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电影里的人在城市里寻找秘密电台发报机的信号，一点一点逼近它的位置。
小时候看的电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和今天德黑兰一个普通公寓楼的屋顶连在了一起。我开始在脑子里补那个画面，竟然有点毛骨悚然。
又要去南部了
没多久，穆森打来电话。外交部通知外国媒体报名，下周组织记者去南部霍尔木兹甘省采访三天，这一次是跟着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一起去，行程里又有米纳布和锡里克。
我们两个月前才去过。
米纳布那所被炸的小学，锡里克的婚礼现场，那些地方我现在闭上眼睛还能想起来。本来觉得没有必要这么快再跑一趟，可这一次副外长一起去，也许会有新的话要说。我还是请示了领导，领导也同意，于是又报了名。
晚上和伊朗妈妈打电话，我告诉她，再过几天，我可能又要去南部了。
上一次去，两个人一趟花了七千万土曼。这一次媒体还是要自己付机票。我现在倒不只是心疼钱，我更担心到时候局势会变成什么样。
“我现在就希望到时候别打起来。”我说。
如果真的开战，最先出问题的就是航班。到时候还飞不飞得了都不知道。
更何况，我这次感冒才刚刚好。
当局说头巾，人们想到的却是战争
晚上和伊朗妈妈聊天，又说到了头巾。
我问她：“妈妈，我听说现在司法部门又开始要处理不戴头巾的人了？”
她也听说了。最近又重新强调“不戴头巾”的违法性质，司法部门也出来表态，说会进行处理。至于接下来到底会不会重新大规模执行，还要再看。
但真正有意思的是普通人的反应。
消息出来以后，她看到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根本不是讨论头巾。没有多少人在问，以后是不是又必须戴了，街上是不是又要开始查了。大家反而在网上问另一件事：
“是不是要发生什么更大的事情了？”
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为什么偏偏现在又把头巾拿出来？是不是有什么更大的事情快要发生，所以先把社会的注意力引到头巾上？
“他们是不是想拿头巾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开？”
这是她看到的很普遍的一种反应。
当局说的是头巾，人们想到的却是战争。
战争拖得太久以后，好像任何事情最后都能被人和战争联系起来。美元突然涨了，是不是要出事？学校要改线上，是不是要出事？现在连头巾政策突然收紧，人们第一反应也是：是不是要出事？
伊朗妈妈又说起今天下午的那场暴风雨。风是突然刮起来的，屋里一扇原本开着的门被风猛地带上，“砰”的一声，很响。她一下子从座位上跳了起来，第一反应竟然是：是不是导弹又来了？
伊朗爸爸在旁边安慰她：“没事，就是刮大风。”
“天啊，真的吓了我一大跳。”她说。
我听着觉得有点难过，我说我也是这样。战争打了这么久，有些东西已经留在人的身体里了。以前一声巨响就是一声巨响，现在我得第一反应却会先想到导弹；打雷会想到空袭。理智上明明知道战争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可身体好像比脑子记得更牢。
“所有人真的太累了”
说着说着，我跟伊朗妈妈说：“我这次生病后特别特别累。我现在每天很早就想睡觉，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累。”
她听完以后，开始替我数过去这一阵到底干了多少事情。
战争最紧张的时候，我根本没有真正停下来过。焦虑、压力、战争本身，还有每天不停变化的消息；一会儿直播，一会儿连线，一会儿打字，一会儿写稿，这边刚发完消息，那边新的新闻又来了。每天从睁开眼睛开始，脑子里就塞满了事情。
她用了一个很好玩的波斯语说法，说那段日子简直就是一锅面条汤（“آش شلهقلمکار”。）
这是伊朗一种什么东西都往里面放的浓汤。豆子、肉、谷物、香草，乱七八糟全在里面。她的意思是，那一阵我的生活也像这样，什么都搅在了一锅里。
“光那些事情就已经够把你累坏了。”她说，“结果那一阵的疲劳还没有从身体里退掉，你马上又病了。现在病才刚刚好一点，又开始工作。”
她说我至少还需要十天真正的休息。
然后她忽然说了一句：“真的没人受得了了。”
“大家都没有那个精神了，也没有那个耐心了。所有人都累了。真的，所有人都累了。”
我知道她说的不只是我。
战争七个多月了。两百多天里，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看新闻，晚上睡觉以前还在看新闻；谈判了，以为也许快结束了，没过多久又打起来；打完了，又开始谈；海峡开了一点，又关一点；今天说不会打，明天又不知道会怎么样。
一个人的神经很难一直绷在那里。
我说，可工作没有办法。如果外交部真的组织这次采访，领导也让我去，那最后还是得去。
“你能不能不去？”她问。
“肯定不行。已经报名了。”
她叹了口气。她也知道，这毕竟是我的工作。
“而且你这个人工作又特别认真。你是那种职业责任心很重的记者，做事情很仔细，又特别积极。你的领导一直看到的都是这样的你，所以他当然会觉得，这一次你也还是会去，还是会把事情做好。”
说到这里，她停了一下。
“但是工作是一回事，身体是另外一回事。”
然后，她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这几天一定要好好休息。离出发还有一个星期，就用这个星期把身体养回来。饭要按时吃，别再乱吃东西，也不要一天到晚只顾着工作。
她嘱咐我： “你去买点羊腱子肉。”
“什么都不用放，就那么炖。汤喝掉，肉吃掉。真的会让你身体恢复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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