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夏天，我正蹲在县委大院的水井边，用那把磕掉了漆的搪瓷缸子舀水喝，突然听见公社的老刘在办公室窗户里冲我喊：“小李！快去，赵书记的电话，省里打来的！”我一口水差点呛进嗓子眼，扔下缸子就往屋里跑。那时候我刚二十岁，在清河县委给赵志远书记当秘书，说是秘书，其实就是跑腿打杂，整个县委大院就一部手摇电话，锁在机要室里。

电话是省委组织部打来的，要赵书记明天上午十点之前赶到省城，有重要谈话。对方没细说，可我搁下话筒的时候，手心里全是汗。我跑去敲赵书记的门，他正趴在桌上画一张水利图，铅笔尖在纸面上沙沙地响，头也不抬：“啥事？大呼小叫的。”我把电话内容学了一遍，他手里的笔顿住了，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不是高兴，也不是惊讶，倒像是一锅烧开的水突然被盖上了盖子，里头翻腾着，外头却冒不出半点气。

“知道了。”他放下铅笔，从抽屉里摸出一包“大前门”，抽出一根点上。烟雾升起来，遮住他半张脸，“你去把老陈叫来，我走之前，西沟水库那边的料得再催催。”老陈是分管水利的副县长。我转身往外走，听见他在背后自言自语：“省里谈话……谈什么话呢？”

第二天天不亮，赵书记穿着他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坐上了县里唯一的吉普车。我跟着，因为他说让我带着那份西沟水库的施工进度表，路上他还要看。从清河县到省城，要翻两座山，走六个小时的砂石路。车里颠得厉害，赵书记把表格摊在膝盖上，一边看一边用指头点着：“你看这段引水渠，设计坡度大了，到时候水头太冲，容易冲垮坝基……”他说着说着，声音就低下去，眼睛望着窗外。窗外是黄澄澄的麦田，有几个社员正在弯腰割麦子，远远看去像一群黑点。

在省委组织部，赵书记进去了半个小时。出来的时候，他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把手里的调令折成四折，装进上衣口袋里。坐回吉普车，他好半天没说话，直到车开出城，才突然开口：“小李，省里让我去当省委书记。”我一惊，手里的搪瓷缸子差点掉地上。省委书记？那可是管着全省几千万人口的大官！我们清河县，满打满算才四十万人。“赵书记……这，这咋回事？”我结结巴巴地问。他苦笑了一下：“我也没想到。组织上说，我在清河县搞的‘包产到组’试点，还有西沟水库的治水经验，符合当前的精神，让我去省里抓全面工作。”

可是，我看得出来，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回到县里的第三天，赵书记就病倒了。其实不是病，是累的，也是气的。他去医院看妻子王秀兰，秀兰得了慢性肺病，在县医院躺了快两个月了。那天晚上，我陪他去医院，他坐在秀兰的病床前，握着她的手，半天才挤出一句话：“秀兰，组织上让我去省里。”秀兰咳了几声，眼睛亮了一下：“那是好事啊，志远，你这么大的本事，该去更大的地方施展。”赵书记低下头，声音有点发闷：“可你的病……还有西沟水库，正修到一半，我这一定，谁接着修？”秀兰拍拍他的手背：“你走了，还有别人。水库的事，你把图纸和方案都交代好，不就成了？我这边，有护士照顾，你隔三差五打个电话回来，就行。”

可事情哪有这么简单。调令下来还没一个礼拜，县里就乱了。有人贴大字报，说赵志远“抓生产压革命”，说他修水库是“搞个人政绩”，要拉他回来批斗。那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整理文件，忽然听见街上闹哄哄的。扒窗户一看，二三十个人举着红纸糊的横幅，喊着口号往县委大院走。为首的是县农机厂的刘长贵，以前是造反派头头，这几年老实了一阵，现在又蹦出来了。他们堵在大门口，非说赵书记要去当大官，是“飞黄腾达不管老百姓死活了”。赵书记听到动静，从屋里走出来。他没穿外套，就穿着一件白衬衣，袖子卷到胳膊肘，手里还攥着半截铅笔。他走到门口，站在那帮人面前，声音不大，但清清楚楚：“乡亲们，西沟水库修不修，不是我赵志远一个人的事。我把图纸、预算、施工队都安排好了。新来的书记明天就到，我跟他一项一项交接。就算我明天就走，水库也照样修。”刘长贵在人群里喊：“你说得好听！你走了，新来的谁管我们？”赵书记看着他，眼睛直直的：“我在省里，照样管。清河县的事，就是我的事。你们要是不放心，我立个军令状——水库修不成，我赵志远不回来见你们。”话说到这份上，人群慢慢散了。刘长贵走的时候，嘴里还嘟嘟囔囔的，但声音低了下去。

那天晚上，赵书记把他办公室里所有的文件都翻出来，分门别类地捆好。他那个红皮笔记本，很旧了，边角都磨白了，里头密密麻麻记着全县每个大队的耕地面积、水利条件、困难户名单。他翻了半天，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写着“西沟水库进度表”。他叹了口气，把本子合上，递给我：“小李，这个本子，你替我保管。等新书记来了，你交给他。”我接过本子，觉得沉甸甸的，像捧着一座山。

可谁也没想到，就在他准备出发的前三天，出事了。那天下暴雨，西沟上游的山洪冲下来，把刚修了一半的围堰给冲垮了。工地上的民工连夜撤出来，但还是有两个年轻人被困在沟底，水已经淹到腰了。赵书记接到电话，二话不说，披上雨衣就往工地跑。我追上他的时候，他已经站在齐膝深的泥水里，指挥着人拉绳子。雨水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淌，他浑身湿透，却咬着牙喊：“把那个冲走的木头捞回来！别让洪水把下游的坝基冲了！”整整一夜，他跟工人们一起泡在水里，打木桩，垒沙袋。天亮的时候，雨停了，围堰保住了，被困的人也救出来了。可赵书记一头栽倒在地上，发烧到三十九度八。

我把他背到县医院，秀兰拄着拐杖站在走廊里，看见他烧得通红的脸，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她一边抹泪一边说：“你个疯子！命都不要了！”赵书记躺在床上，嘴唇干裂，还在笑着：“水库没垮，我没事。”那一刻，我心里头酸得厉害。他哪是没事啊，为了这个水库，他熬了一年多，从勘察地形到设计图纸，每一块石头怎么摆，他都亲自去看过。现在他要去省里了，临走前还拼着命护着这段围堰。

在医院躺了两天，烧退了。赵书记硬撑着爬起来，让我陪他去工地上最后看一遍。那天的太阳很大，他站在新修的大坝上，看着底下清亮亮的水渠，突然说了句：“等水通了，下游三个公社的旱地就都能浇上水了。”他没说他自己，可我知道，他心里放不下的就是这个。

后来，新来的李书记到了。赵志远跟他关了三天门，把县里的情况、水库的进度、每个公社的困难户，一桩桩一件件，全交代得清清楚楚。交接完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去了秀兰的病房，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坐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他出来的时候，眼睛红红的，但脸色平静了。他对我说：“小李，你留在县里，跟着李书记好好干。那个笔记本，你收着，往后每年记一次西沟的情况，等水库通了，写封信告诉我。”

走的那天，是7月28号。天刚蒙蒙亮，县委大院门口就挤满了人。有公社的干部，有水库工地的民工，还有西沟村的老支书，拄着拐杖，怀里抱着两个新蒸的玉米面馍馍，非要塞给赵书记。赵书记一个也没拿，他挨个握着他们的手，嘴里不停地说：“回去吧，都回去吧，我到了省里，还惦记着咱们清河。”刘长贵也来了，缩在人群后头，低着头不吭声。赵书记看见他，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老刘，那台抽水机，你带人修好，等水库通了，咱还要用它浇地呢。”刘长贵猛地抬起头，眼眶红红的，喉咙里嗯了一声，啥也说不出来。

吉普车发动的时候，不知道谁喊了一句：“赵书记，常回来看看！”接着，几百个人一起喊起来：“赵书记——常回来看看——”声音在县委大院的土墙间撞来撞去，把树上的麻雀都惊飞了。赵书记坐在车里，隔着车窗使劲朝外挥手。我站在人群边上，看见他侧过头去，抬起手，在眼角蹭了一下。车开远了，尘埃落定，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红皮笔记本，封面上那几个褪色的钢笔字，还清清楚楚地写着“清河县水利情况调查——赵志远”。

后来，西沟水库在1976年春天竣工了。放水那天，我站在大坝上，看着白花花的渠水流进干裂的田地里，想起赵书记走时说的话。我掏出那本笔记本，在最后添了一行：“1976年4月12日，西沟水库通水。赵书记在省里，听说他忙得脚不沾地。”那天晚上，我写了封信，寄到省委办公室。没出半个月，回信就来了。信封是牛皮纸的，拆开，里面只有一张便条，上面是赵书记的笔迹：“小李，水通了就好。替我看看下游那三个公社的麦子，长高了没有。”我把便条夹在笔记本里，收在抽屉最底层。直到今天，三十多年过去了，那本子还在我家里。有时候翻出来，还能闻到一股淡淡的墨水味儿，混合着那年夏天的雨水和泥土的气息。那是一个县委书记留给一个县最平常也最长久的东西——他把自己的根，扎在了那一片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