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22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潘汉年与董慧的骨灰盒被重新安放在一起。距离两人分别离世，已经过去二十年。董慧生前那句“将来两个老人死后，埋在一起算了”，到这一天才真正成为现实。
这句话并不是一时冲动。1962年，董慧结束了长达七年的监禁生活，得到免于追究刑事责任的处理，被安排住在秦城监狱家属宿舍。有人劝她与潘汉年离婚，说这样或许能够恢复党籍和工作。董慧没有接受，态度十分明确：“我不应该撇下潘汉年一个人过。”
在旁人看来，这样的选择未免太苦。可董慧并不把婚姻看成个人得失，她和潘汉年的关系，早已与共同经历的革命岁月交织在一起。她曾对好友张丽敏说：“要享福，当年我就不会去延安了。”话不多，却把她的决定说透了。
董慧1918年出生于香港，原名董奉然。父亲董仲维是香港实业界人士，曾任香港总商会会长、道亨银行董事长。她从小生活优裕，却没有沿着家人为她安排好的道路前行。父亲担心殖民教育影响女儿，曾送她到广州求学，这段经历让她接触到更广阔的社会现实。
1937年，董慧从广州培道中学毕业，前往北平报考大学。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她没有返回香港，而是随流亡学生辗转西安，考入西北联合大学。战争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方向，也把这位出身优渥的年轻女子推到了民族危亡的前线。
在西安，董慧主动找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学习。经过考核，她进入抗日军政大学。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半年后转入延安马列学院。理论学习和战地环境，使她逐渐从一个有爱国热情的学生，成长为立场坚定的革命工作者。
1938年8月，潘汉年从香港返回延安。两个月后，他到干部训练班作报告，20岁的董慧坐在台下，第一次见到这位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干部。那时两人还没有深交，但潘汉年讲述的斗争经历，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真正改变两人命运的，是1939年的一次工作安排。中共中央决定加强上海、香港地区的隐蔽战线工作，潘汉年准备再次承担秘密任务，组织需要为他配备可靠的机要人员。董慧熟悉环境，办事细致，又有香港家庭背景作掩护，因而被选中协助工作。
到了香港，董慧以董家大小姐的身份进入道亨银行任职，表面上是银行职员，实际上承担着文件传递、人员联络和经费处理等任务。她的家，也曾成为联络工作的掩护地点。潘汉年与外界接触时，许多事务都由她提前安排，周围是否安全、人员能否顺利进出，她都要反复查看。
这类工作没有掌声，出了差错却可能付出生命代价。1944年，上海新知书店办事处有人被捕，潘汉年得知其中一人与董慧有过联系，立即设法通知她转移，并准备营救。董慧经过判断后认为自己暂时没有危险，且早已与相关人员中断联系。她的沉着，让潘汉年既担心又佩服。
长期并肩工作，感情也在危急处境中逐渐形成。1941年，董慧送给潘汉年一套精装《资本论》。1942年潘汉年撤往淮南根据地后，两人分隔两地，他曾写下《五月寄慧》，表达思念。1947年，潘汉年解除一段名存实亡的旧式婚姻后，与董慧在香港结为夫妻。
1949年上海解放后，潘汉年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上海市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和常务副市长，董慧也在上海参加工作。夫妻二人曾共同面对城市接管、反特和统战等复杂事务。这样的经历，使他们的婚姻不只是相互扶持，也包含了共同承担的政治风雨。
1963年2月，潘汉年以刑释管制分子身份离开秦城监狱，到北京南郊团河农场劳动。董慧得知消息后赶去与他团聚。两人在小院里种树养花，偶尔钓鱼，也获准进城探亲。生活谈不上宽裕，却比此前安定许多。董慧没有把这段日子看成负担，反而尽力让丈夫少一些孤独。
1967年，两人再次被带到秦城监狱接受审查。1975年，他们被安排到湖南茶陵县洣江茶场劳动。由于身体状况不好，董慧曾半开玩笑地说：“潘汉年的任务，就是照顾我。”苦日子里的一句玩笑，反倒显出夫妻之间多年形成的默契。
1976年，病中的潘汉年写下《给董慧》，回忆两人从隐蔽战线到延安、上海的共同经历，也写到对妻子的愧疚。诗中有“抗敌隐地下，十载尔同行”之句，所指正是董慧曾在危险环境中陪伴和协助他的岁月。
1977年，潘汉年病重，被送往长沙治疗。临行前，他对董慧说：“我一定会回来的。”4月14日，董慧赶到医院，见到了丈夫最后一面。潘汉年当天病逝，享年71岁。董慧后来拒绝家人接她去香港，仍留在洣江茶场。1979年2月24日，她因病去世，享年61岁。
1982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为潘汉年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撤销强加于他的罪名。董慧没有等到这一天，却留下了一个清楚而朴素的愿望：夫妻相伴走过风雨，身后也要安葬在一起。1997年的八宝山，终于替她完成了这件迟到多年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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