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北京中南海，毛泽东读完湖南来信后，久久没有说话。信的字数并不算多，写信人却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的历史老师罗元鲲。信中除了叙旧，也提到了几位旧日师友的生活状况。
毛泽东把信放在桌上，眉头紧锁。新中国已经成立，战事虽已基本结束，百废待举的局面却摆在眼前。罗元鲲没有直接诉苦，只是平静地说，部分教师年老体弱，生活颇为困难。
这种克制，反而让毛泽东更难受。
他随即想到一件事：教师传道授业，清贫了一辈子，难道国家建立后，仍要让他们为一日三餐发愁？当晚，他连夜请来老同学周世钊，商量的并不是私人接济，而是如何从制度上照顾长期从教的人。
罗元鲲之所以受到毛泽东敬重，不只因为他是老师，更因为他一生都把教书看得很重。1906年从湖南中路师范学堂毕业后，他长期执教于湖南多所学校，后来在省立第一师范任教，给学生讲授历史。
他的课并不轻松。
资料要查，讲义要改，课堂上很少说空话。学生稍微走神，就可能错过关键内容。每周承担大量课程，课后还要整理史料，这种工作没有显赫名位，却极其耗费心力。毛泽东后来回忆起这位老师，印象很深的并非衣着排场，而是他的学问、操守和认真。
罗元鲲曾有机会离开讲台。1916年，护国运动期间，曾继梧邀他担任机要秘书。罗元鲲答应暂做一段时间，但没过多久便返回学校。有人问他为何放弃做官，他的意思很明白：官场并不适合自己，还是教书更踏实。
这不是一句漂亮话。
在长沙任教期间，罗元鲲生活俭朴，不追求轿马车舆，也不愿把体面建立在他人劳作之上。学生记得，他常穿粗布长衫，步行往返于学校之间。表面看，他像一位普通乡村先生；实际上，他在历史研究上颇有积累，留下了多部史学著作。
有意思的是，正是这样一位不愿张扬的老师，在新中国成立后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了教师群体的困难。他没有把信写成个人求告，而是把身边师友的状况告诉学生，希望这位昔日弟子了解实情。
毛泽东读信后，找来的不是行政秘书，而是最熟悉湖南教育界情况的周世钊。深夜相见，毛泽东把信递过去，问道：“敦元兄，情况究竟怎样？”
周世钊看完信，只得回答：“许多老先生确实过得艰难，只是大家不愿轻易开口。”
毛泽东沉默片刻，说道：“国家已经成立，不能让教书的人连饭都吃不上。”
谈话的重点，很快从罗元鲲一家，扩大到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毛泽东提出，应当尽快恢复学校教学，对有长期教龄的教师作出妥善安排，年老、病弱者尤其要照顾。这个想法随后交由有关方面研究落实，周世钊也带着毛泽东的信返回湖南，向罗元鲲转达问候。
罗元鲲收到信后，反复读了几遍。毛泽东没有忘记他，更没有把老师的困难当成一桩小事。对一位教书多年、生活清寒的老人来说，这份重视比简单送来钱物更有分量。
1952年9月，罗元鲲终于受邀赴北京，与张干等旧日师友一同见到毛泽东。师生重逢时，毛泽东亲自迎接，还让自己的女儿称罗元鲲为“太老师”。席间饭菜并不铺张，主要是湖南家常菜，谈话却持续了很久。
毛泽东关心老师的身体，也惦记他保存下来的历史著作。他说，自己在第一师范读书时就喜欢听历史课，希望能够借阅那些书稿。对毛泽东而言，这些著作不仅是史料，也是青年时代接受教育的见证。
参观中南海时，罗元鲲提出想请毛泽东题写一幅字，为自家宅院取个名字。毛泽东没有马上落笔，而是想起老师曾讲过“自食其力”。这句话当年或许只是课堂上的一句训诫，却被学生记了几十年。
毛泽东最后写下“力食居”三个字。罗元鲲反复念着这个名字，十分满意。它既有生活上的含义，也合乎老师一贯的性情：不依附权势，不贪图享受，靠自己的劳动和学问立身。
临别时，罗元鲲把毛泽东此前送给他的款项推回去，担心学生家中人口多、开支大。毛泽东解释说，这些钱属于稿酬和讲演所得，并非公款，请老师安心收下。罗元鲲这才不再推辞。
后来，“力食居”匾额被带回长沙，挂在罗家门前。那三个字并不只是一个宅名，也保留着一段师生之间的特殊记忆：讲台上的一句话，可能被学生记住一生；学生走得再远，也未必会忘记曾经教过自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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