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秋，北京医院，黄克诚病情反复，意识时而清醒，时而昏沉。一天，他睁开眼，望着身边的人问：“振羽怎么不来看我呢？”旁人听后没有立即回答，因为吕振羽已经去世整整六年。
这句话，既像病中的错觉，也像一位老战友积存多年的牵挂。黄克诚与吕振羽，一个长期在军队中指挥作战，一个以史学研究和文章著述参与革命事业。他们真正相识的时间并不算早，却把近四十年的交往，沉淀成了难得的知己之情。
两人的性格并不相同。黄克诚少言，做事沉稳，身上带着湖南农民的朴实；吕振羽直率，思维敏捷，遇到不平之事往往要说个明白。相同的是，他们都不把个人得失看得太重，也都把国家和民众的命运放在心上。
吕振羽1900年出生于湖南邵阳。少年时期，他见过乡村贫困，也见过农民辛苦劳作却难以温饱。读书后，他接触进步书刊，逐渐认识到，单靠个人行善无法改变社会，必须寻找一条能够救国救民的道路。
1926年，吕振羽投身北伐。大革命失败后，他一度离开革命队伍，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奉命回到湖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用文章、演讲和教育活动，动员民众坚持抗战。
当时，社会上有畏战情绪，也有人散布妥协投降的论调。吕振羽没有回避现实困难，而是反复说明，抗日战争不可能靠一时侥幸取胜，只有团结民众、准备持久斗争，才有争取胜利的可能。
1938年，他在湖南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培养抗日军政人才。学院还组织戏剧、歌咏和访问活动，深入乡村宣传抗战。师生下乡时坚持不占群众便宜，乡亲们送来的花生、甘蔗，他们也尽量婉拒。久而久之，百姓把这些师生当成自家人。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准备解散学院，周围群众却主动帮助师生转移书刊和文件。这个细节说明，吕振羽的工作并非停留在纸面上，他确实赢得了基层民众的信任。
同年秋天，吕振羽奉命到重庆工作。周恩来见到他时，直接说道：“重庆的理论斗争很紧张，调你来，就是参加斗争。”此后，吕振羽撰写文章，批驳为日本侵略辩护的错误观点，也着手整理中国历史，为抗战时期的思想教育提供材料。
1941年皖南事变后，吕振羽夫妇离开重庆，转赴苏北抗日根据地。在盐阜地区，他先后从事文委、调查研究和党校教学工作，讲授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史等课程。学员中有不少师、团、旅级干部，吕振羽尊重他们的战斗经验，也努力把理论讲得通俗明白。
正是在这里，他与黄克诚有了较多接触。黄克诚当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多次请吕振羽到师部和地方干部中作报告。黄克诚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听报告时很少摆架子；吕振羽则从这位军事干部身上，看到了严谨、务实和贴近群众的作风。
有一次，黄克诚谈到部队工作，吕振羽问：“带兵打仗，为什么还要管那些琐碎的民事？”黄克诚回答：“军队离开群众，仗就打不下去。”这句话是否为当时原话已难以考证，但它准确反映了黄克诚一贯的工作原则。
1945年后，两人在东北再次相逢。黄克诚负责部队后勤等工作，常常穿着与战士相同的衣服，奔波于军队和地方之间。吕振羽还听说，黄克诚驻村时会下地劳动，农忙之际甚至把自己的战马牵给缺少耕畜的农户使用。
新中国成立后，两人分处不同岗位，见面并不多。1959年，两人在北海公园偶然相遇，握手交谈许久。此后多年没有见面，但黄克诚始终没有忘记这位湖南老乡和老朋友。
1978年以后，黄克诚重新承担重要工作。一次，老同事戴巍前去看望他，黄克诚听到熟悉的邵阳口音，立即问起吕振羽的近况。吕振羽得知后十分感动，1979年2月6日，在夫人陪同下到京西宾馆探望黄克诚。
那时，黄克诚视力已经很差，仍戴着旧式墨镜。他听出吕振羽的声音，便紧紧握住对方的手。吕振羽当时处境并不顺利，黄克诚没有讲空话，只是关心他的身体和生活。后来，在有关方面的帮助下，吕振羽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部分著作也得到整理出版。
1980年7月17日，吕振羽因突发心脏病去世。黄克诚得知消息后，立即派秘书前往吊唁，并询问追悼会安排。吕振羽夫人考虑到黄克诚身体虚弱，劝他不要亲自前往。
黄克诚没有接受劝告。追悼会当天，他在秘书搀扶下赶到现场，送老友最后一程。会后，他还托人询问吕振羽家中是否有困难。
六年之后，黄克诚病重。医护人员守在病床旁，他却在清醒片刻中反复寻找那位早已不在的人。吕振羽夫人后来到医院探望，唐棣华把这件事告诉她。病房里没有更多话语，只有两位老友跨越数十年的交情，留在那句反复问出的：“振羽怎么不来看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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