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冬，广西南宁以北的昆仑关，杜聿明站在第五军指挥部里，面对一份又一份伤亡报告，清楚知道：这支被寄予厚望的机械化部队，正在用最不擅长的方式打一场硬仗。
第五军的名气，正是在这样的战场上打出来的。但名气不等于势力，精锐也不等于能够形成稳固的军事集团。杜聿明后来确实拥有一批关系密切、战功卓著的将领，可这个所谓的“第五军系”，始终没有发展成陈诚、胡宗南那样根基深厚的派系。
原因，要从它诞生的方式说起。
杜聿明早年并没有占到多少先机。黄埔军校毕业后，他曾被派往陕西协助整训部队，错过了北伐时期的许多机会。老同学关麟征则在第一军系统中不断升迁，后来两人又成为第25师的正副师长，关系自然复杂。
杜聿明能力不弱，办事也有一套。训练抓得紧，管理下得细，难免让正职师长感到权力受到牵制。两人之间既有资历差距，也有个性冲突。杜聿明不愿长期困在第25师，转机便出现在1936年。
那年，他从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结业后，没有返回原部队，而是拜访了徐庭瑶。徐庭瑶当时正主持交通、辎重等军事教育工作，也在推动装甲兵建设。见面时，杜聿明直截了当地说：“总不能一直在原地打转。”
徐庭瑶很快替他安排了新职务，让他进入陆军交通辎重学校，参与培养机械化部队军官。这个选择改变了杜聿明的道路，也让他避开了黄埔系统内部单纯拼资历的竞争。
有意思的是，第五军并不是杜聿明凭空建立的新番号。它早在1926年北伐时便已出现，属于国民革命军早期的重要军番号。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第87师、第88师曾合编为第五军，军长是张治中。此后番号几经调整，最终落到了机械化部队手中。
1938年11月，以第200师为核心的新编第十一军在湖南湘潭组建，徐庭瑶任军长，杜聿明任副军长。部队下辖第200师、第96师和新编第22师，名义上由徐庭瑶统领，日常事务却多由杜聿明处理。
1939年6月，新编第十一军改称第五军，移驻广西全州。此时的第五军装备优良，拥有坦克、装甲车和较完整的炮兵、工兵力量，是中央军中少见的机械化部队。杜聿明也由此获得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平台。
军长一职并非顺手可得。俞济时曾被调来接任第五军军长，但徐庭瑶认为他缺乏机械化部队经历，联合何应钦、白崇禧等人提出异议。经过一番运作，俞济时调离，杜聿明正式成为第五军军长。
昆仑关战役使第五军声名大振。1939年12月至1940年初，中国军队攻克昆仑关，击毙日军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等人，第五军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机械化部队被投入山地攻坚，坦克难以充分发挥作用，战斗过程并不轻松。
更大的问题在于，桂南会战整体并未达到预期。昆仑关后来失守，桂南局势恶化，相关将领受到处分。徐庭瑶因此失去军权，杜聿明却在战后接过了第五军的实际影响力。可以说，徐庭瑶搭好了架子，杜聿明才真正坐稳了位置。
第五军的骨干，也在战火中逐渐成形。第200师师长戴安澜，新编第22师师长邱清泉，副师长廖耀湘，以及郑洞国、侯腾、罗又伦等人，彼此之间有黄埔同学关系，也有长期共事形成的信任。
但这批将领并没有始终集中在一个军中。远征军时期，廖耀湘率新编第22师转入驻印部队，后来出任新六军军长；郑洞国、邱清泉等人也各自走上更高职位。人员分散，既扩大了影响，也削弱了第五军作为单一集团的凝聚力。
1942年第一次远征缅甸失利后，杜聿明虽然背负争议，却没有因此失去重用。第五军残部被重新整补，后来又扩编为第五集团军。杜聿明出任集团军总司令，势力达到高峰。
真正限制他的，是东北战场。
抗战胜利后，杜聿明出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郑洞国、廖耀湘等旧部先后进入东北战场。这本是扩展力量的机会，可对手是林彪。1946年至1947年间，东北局势迅速变化，杜聿明因病离职，陈诚接掌东北军事事务。
他在东北经营的时间不到两年，既没有建立起稳定的地盘，也没有掌握足够多的部队。与其说“五军系”是一个完整派系，不如说它是围绕第五军形成的将领网络，规模有限，依赖个人关系，缺少长期独立发展的条件。
1949年1月，淮海战役陈官庄地区，国民党军第二兵团被歼灭，邱清泉阵亡，杜聿明被俘。距离他正式担任第五军军长，恰好约十年。这个集团从机械化部队中起步，在抗战中成名，却在解放战争的决战阶段迅速瓦解，留下的不是一个庞大派系，而是一串彼此相识、最终各自沉浮的将领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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