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纽约一家餐馆里，来自中国的刘禄曾刚刚坐下，邻桌一名美国中年男子便频频回头。那目光不是偶遇陌生人的好奇，而像是在努力辨认一张被岁月遮住的脸。
男子终于走到她面前，试探着问：“您是不是参加过朝鲜战争？”
刘禄曾点头后，他的情绪明显激动起来：“26年了，我还记得您。我叫詹姆斯，您曾经救过我。”
一句话，把两个人重新拉回了1952年的朝鲜战场。
那时的刘禄曾，身处上甘岭方向的坑道和战俘工作岗位。她不是端着步枪冲锋的普通战斗员，却承担着另一种同样艰难的任务：翻译、宣传、教育战俘，并协助了解敌军情况。
上甘岭战役发生于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坑道里缺水、缺粮，空气污浊，炮火震得岩壁不断落土。对于一个从上海优渥家庭走出来的知识女性来说，这种环境几乎是从生活习惯到精神意志的全面考验。
刘禄曾出生于1928年。她的家族在近代上海有一定社会地位，父辈长期活跃于金融领域。这样的出身，给了她良好的教育条件，却也让她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报考军队时，受到家庭成分问题的影响。
她没有因此离开理想。早年就读于上海的西式女校时，刘禄曾接触到系统的英语教育。后来进入东吴大学学习国际法，专业训练使她具备较强的英文能力。战争来临后，这项本领不再只是课堂上的知识，而成了前线急需的实际能力。
朝鲜战场上的联合国军战俘来自不同国家，语言不通，沟通困难。志愿军执行优待俘虏政策，需要有人向他们解释政策、安抚情绪，也需要通过谈话了解他们的经历和想法。刘禄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志愿军队伍，承担翻译和战俘工作。
她并非只做机械翻译。面对情绪紧张、身体虚弱的战俘，她会耐心询问对方的家庭、经历和身体状况，再把有关情况转告组织。对许多远离故土的士兵来说，这种交流比一纸宣传材料更容易打开心结。
詹姆斯就是其中一人。战地条件恶劣，他曾高烧不退，身体状况一度令人担忧。刘禄曾设法为他寻找药品，并参与照料。药物未必充足，护理也谈不上周全，但在一个战俘最无助的时候，有人愿意认真对待他的生命，这份分量格外不同。
病情缓解后，詹姆斯逐渐愿意开口谈自己的过去。他曾向刘禄曾讲述参军经历，以及内心长期背负的负疚感。刘禄曾做的不是简单盘问，而是让对方感到自己仍被当作一个人来对待。
“你为什么还要救我？”詹姆斯曾这样问。
刘禄曾回答：“因为你是战俘，也是一个需要救治的人。”
这句话或许朴素，却体现了当时战俘工作的基本原则。战场上是敌我关系，进入战俘管理环节后，则要依照政策和纪律办事。能否把对立情绪转化为理性沟通，考验的并不只是口才，还有分寸和耐心。
在上甘岭战役期间，刘禄曾还承担过对敌广播工作。她通过扩音设备，用英语播报劝降内容，播放歌曲，转达对家人的思念和对和平的呼吁。炮声最密集的时候，广播并不能立刻改变战局，却可能让某些士兵短暂想起战壕之外的生活。
关于她被称作“坑道唯一女兵”，应当放在具体语境中理解。她是上甘岭战场相关坑道工作中极为特殊的一名女性志愿军人员，承担的是语言和思想工作，而不是以传奇故事替代复杂的战争现实。她的价值，恰恰在于把专业能力带进了最艰苦的地方。
战争结束后，刘禄曾没有停留在个人经历里。她凭借语言和国际事务方面的训练，进入国际旅行社工作，并担任管理职务。多年以后，中美关系出现转折，1979年1月1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就在这一年，她因公来到美国，在纽约与詹姆斯重逢。
隔着一张餐桌，26年前的战俘已经变成了普通美国人，曾经的女翻译也不再是坑道里的年轻身影。可是詹姆斯仍然认出了她。对他而言，那段记忆并不只属于战争，更属于一次高烧中的药品、一名中国女翻译没有放弃他的那份坚持。
两双手再次握在一起时，没有战场口令，也没有炮火声，只有一个被岁月保存下来的名字。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