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出分那晚,我们家的饭桌上安静得能听见冰箱的嗡嗡声。三百六十多分,离本科线差着一大截,可我在志愿草稿的第一行写的还是临床医学。
父亲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半天,没发火,只说了一句:“比模考高了几分,进步了,就是进步错了地方。”第二天一早,他开车带我进城,去找一位升学顾问。
引荐人是我爸在卫生系统多年的老熟人,对方发来的地址后面附着句话:“老陈不懂人情,只懂分数和文件,你们自己掂量。”
顾问姓陈,办公室不大,墙上钉着一排历年的分数段表。他接过成绩单,先不谈学校,先问我:“孩子,你为什么想当医生?”父亲张口就要替我答,被他抬手止住:“让他自己说。”
我把小时候的事讲了:我妈在社区门诊上了十几年班,我放了学就蹲在候诊椅上写作业,看护士给小孩扎针前先用棉签逗他笑,看我妈把听诊器焐热了再贴上人家的背。
讲到这儿我自己都有点起劲,可一落到“所以我想学”,声音就虚了。老陈笑了笑,没拆穿我,把笔横过来压在成绩单上:“那我说实在的。普通班的临床,这个分够不着。有所民办医专,临床医学的中外合作还开着门,不出国的那种,学费一年三万多,比普通班贵出上万。这趟车眼下还开着,叫它末班车也行——丑话在前头,坐这趟车出去,落点就是乡镇、社区这些基层单位,想一毕业就进大医院,那是想多了。”
父亲一听“能录”,腰板当场就直了:“行,就它了。学费不是问题,咱家供得起。等他毕业,我还能托人打听打听哪儿缺人,把他往稳当的地方放一放。”
老陈抬手往下压了压:“大哥,这话我得拦在前头。人脉能干的,是帮你们搞清楚哪个岗位在招、要什么条件、待遇什么行情,顶天算消息灵通。三年课要他自己一节一节上,期末一门一门考,毕业以后的资格试,得按考试当年的规定一场一场过,谁来都替不了。您要是把人脉说成保票,孩子坐在教室里真当自己有保票,那才是坑他。”
父亲不服气,又把听来的传闻搬出来:“外头都说专科临床过几年就没了,趁现在……”老陈打断他:“取消不取消,我一个字都不敢替文件说。我只提醒一句,就算班还在,坐在里面的人也得上完课、考过试。名额是赶出来的,本事不是。”
屋里静了一小会儿,我把憋了一路的话说了出来:“陈叔,其实我没讲完。当医生这话,在家里说了十几年,我爸说,我妈说,过年连亲戚都替我说。我自己有时候分不清,是想当医生,还是习惯了当那个说要当医生的孩子。万一我是被念叨熟了呢?”
父亲的脸沉下来,正要开口,老陈先摆了摆手:“这句话比他那三百六十分值钱。志愿截止还有日子,别急着定。这么办——你们先去学校看趟开放日,再让孩子去基层门诊实打实待上一天。他自己看过点了头,咱们再填;他摇头,咱再想别的道。”
父亲嘀咕了一句“多此一举,夜长梦多”,到底没再坚持当场拍板,只跟老陈要了那所学校的开放日安排。
开放日是个周六,校门口停满了外地牌照的车。会议室里,招生老师把简章翻到收费那页推到我们面前,一点没绕弯:“中外合作这个班,一年学费三万多,比普通临床班贵一万出头,这个差距我们不回避。”
父亲皱着眉问贵在哪儿。老师说:“课程里加了合作方的模块,实训和实验的投入也高一些。但我把话讲透——培养安排、考试安排,包括毕业以后报考资格的条件,都得以你们入学那一年的正式文件为准。简章印的是今年的,往后怎么调,我不敢替任何部门打包票。”
父亲追问是不是往后越来越紧,老师把手一摊:“我们只提醒您盯文件,别听传言。传言我也听过,可传言变不成录取通知。”父亲又问毕业证跟普通班一样不一样,老师说:“都是全日制专科文凭。但我不跟您说‘完全一样’——多出来的课程模块、多出来的费用,都写在简章里,您按文件一项项对。”
从会议室出来,我的兴致还是被实训楼勾走了。心肺复苏的模拟人躺在操作台前,胸口跟着节拍器起伏,穿白大褂的学生志愿者招呼我们轮流上手。
我照他教的姿势按了三十下,胳膊就酸了,他笑着说:“深度要够,回弹要足,考核的时候两分钟不能松,比这个累得多。”他是大二学生,见我练得起劲,反倒把后面的事一件件摆出来:“解剖、生理、药理,一门一门背,期末走廊里全是抱着书打瞌睡的;实训也考,铺床、包扎、问诊流程,一项不过就得补。”
我问他晚上都干什么。他说:“背书,或者去实训室排队练操作,排不上号就回宿舍拿枕头练包扎。我们班第一学期还有人扛不住背书,转了专业。”
我问他后悔吗,他挠挠头:“不后悔。可我劝你别把这儿想成交钱等毕业的地方——票是真票,上了车,中途没人替你跑。”
父亲在旁边听得直点头,追着老师问毕业能进什么样的医院。老师说学校的定位一直很实在,就是给乡镇、社区这些基层培养人,位置摆正了,这三年才念得踏实。
回程的车上,父亲先开的口:“我看行。顾问都讲了,这种班不一定年年有,抓紧填了踏实。”我看着窗外倒退的路牌:“正因为不一定年年有,我才更要看清楚再上,别为了赶车上了错的车。再给我一天——我妈以前那个门诊,她师姐现在还在那儿管事,我去帮一天忙,不发药、不碰病人,我就想看看这活儿除了白大褂,里头到底是什么。”
父亲握着方向盘沉默了好一段路,指节在盘子上敲了两下:“就一天。志愿截止就在眼前,误了窗口,你上哪儿哭去。”
去门诊那天,出门前我妈只叮嘱了一句:“别光看热闹,看看人家一天要耐多少烦。”师姐把我迎进去,先立规矩:“你干两件事,引导病人,整理大厅的健康宣传折页。诊疗的事,一根棉签都不许碰。”
她给我套上红马甲,抱来半人高一摞折页,高血压的、儿童发热的、医保报销流程的,让我按类码进大厅的架子。一上午,“二诊室往里走”“先取号再候诊”“缴费机在门口”这三句话我说了不下四十遍,嗓子说到发干。
有位抱孩子的大姐冲错了方向,我小跑着把她领到分诊台;折页架子被翻乱了两回,我蹲下去重码了两回。原来引导岗也费嗓子,也费腰。
诊室的门半开着,我隔着门缝看那位坐诊的医生。上午来的多是发热的孩子和复诊开药的老人,她一边敲病历一边把几句话翻来覆去地说:“这个药饭后吃”“降压药不能自己停”“您这个我处理不了,得转上级医院,我给您开转诊单”。
有位大爷嫌转诊麻烦,嗓门上来了,说她小病大治。她也不恼,把转诊单压在手边,一条条给他捋:哪级医院能报,比例大概多少,单子交给谁,复查挂哪个科。
大爷走的时候气消了一半,她连口水都没顾上喝,就叫了下一个号。后来又来位复诊开降压药的阿姨,她翻出档案提醒:“上个月您说头晕,这回先量个血压,回头再约个血糖。”
午休时,带我们几个“参观生”的是个工作刚满两年的年轻医生,姓周。他听师姐说我是来考察要不要报临床的,把盒饭往桌上一放,先交底:“我得说实话,基层不是退路,不是考不上大医院躲到这儿享清静的。慢病要一个个随访,档案要一遍遍更新,家长半夜还在群里问孩子烧到三十八度五要不要紧。再说学历,专科毕业不会自动变出证来,该考的一场都少不了,考不过,那道门槛就一直横在跟前。”
我问:“那您图什么?”他扒了口饭,认真想了想:“这儿缺的就是肯留下来的人。常见病怎么处理、话怎么跟病人讲,这些本事是蹲在门诊里一年一年磨出来的。你要愿意磨这个,这地方真用得上你;要是只喜欢医生这两个字,趁早换条省力的道。”
我又问专科上来的有没有考出来的,他说有,现在门诊里独当一面;也有没考过、熬不住转行的。“看人,也看功夫。没人能替你把这句话说满。”
傍晚快下班,穿藏蓝外套的大爷第三次折回来。上午他问过我一次缴费机在哪儿,下午我看见他先站到了取号机前,又排错了窗口,这回他攥着一张缴费条在大厅里转磨,认出我的红马甲就凑上来:“小伙子,这机器怎么点啊?我眼花,字太小。”
我陪他站到自助机前,一步一步替他按:刷身份证,选科室,插卡缴费;又领他到药房窗口,拿签字笔把小票上的窗口号描大了一圈。
他连声道谢,念叨儿女都忙,看一回病全靠自己摸索,要不是有人带,这把年纪真转不出去。送他下台阶时天已经擦黑。我站在门诊门口想,这一整天我没摸过一次听诊器,可心里那点悬着的东西落了地:我怕的不是背书和考试,连这种折返三趟的琐碎我也不嫌。
回去可以跟父亲说,那个志愿,我填——不过填之前,有几句话得先跟他讲清楚。
当晚回到家,父亲已经把志愿系统的登录页面打开,手指搭在鼠标上:“门诊也看完了,想好了就填。”我拉了把椅子坐到他对面:“填之前,我想跟你把几件事说死。”
他抬起眼皮。“第一,一年三万多的学费你们出,我认。但从今往后,人脉这个词不许再跟安排工作连在一起说。你打听消息我领情,可消息不是保票,我也不要保票。第二,别把专科包装成进大医院的捷径,谁问起来,我就说我要去基层,从门诊大厅引导岗那种基层干起。
第三,别一次把三年的账算完。每个学期结束,你看我的成绩和实训考核,我念得下去,咱们接着投入;念不下去,坐下来重谈,该停就停。”
父亲盯着我看了足有十几秒:“你这是防我,还是防你自己?”我说:“防咱们俩一起糊弄自己。”他哼了一声,还是把顾虑摆开了:“我就是怕你受苦。你妈那时候在门诊值夜班,冬天骑车回来,手冻得握不住把。我不是看不起基层,我是知道基层什么滋味。再就是怕钱落空——三万多一年,你要念一半不想念了,或者念完证也考不出来,这钱不就砸水里了?”
我说:“所以才一学期一学期看。账不算死,人也不能躺进去。”他没再抬杠,沉默了一阵,说原本约了老张周末吃饭,想先把我的去向铺一铺,这顿饭他回头推掉。
说完他进了书房打电话,隔着门,我听见他压着嗓子说的不是“回头帮孩子留意个岗位”,而是:“你跟我说实话,社区那边招人,最看重什么实际本事?是病史问得细,还是慢病管得住?你给我列个单子,我让孩子开学前照着练。”我坐在客厅里,觉得这通电话比过去那句“我有人脉”顺耳多了。
第二天上午,我在系统里逐字核对那所医专的名称、专业代码和“中外合作办学”几个字,又让父亲从头念一遍,才点下提交。页面跳出确认提示,父亲凑过来看了半天,憋出一句:“行,锅背上了,就得自己端着走。”这话糙,我记住了。
之后的等待比想象中安静。出分那阵子全城的分数都在飞,我们家反倒没了动静:父亲不再逢人讲儿子的升学规划,我也不再点开那些“低分也能上临床”的帖子。
七月末的一个晚上,录取查询页面刷出那行字——那所医专,临床医学,中外合作办学。我念了两遍,把手机递给父亲。他看了很久,只说了句“那就去念”。
我妈从厨房出来,往桌上放了两碗面:“吃吧,吃完把要核对的材料列个单子。”纸质通知书又过了两天才到,信封比我想象的薄。
父亲把台灯拧到最亮,跟我一起拆。通知书、新生须知、缴费说明,还有一页培养方案简介,末尾用加粗字提示:医师资格考试的报考条件以考试当年的国家规定为准,请入学后关注教务通知。
父亲把这页看了两遍,“到时候我托人问问”之类的话一个字没提,只说:“让你盯教务通知,你就自己盯紧,别指望谁替你记着。”我说好。
这一回,他没再讲人脉,我也没管这张通知书叫捡漏——三万多的学费摆在单子上,三年的课、几场试摆在前面,它顶多算一张入场券,进场以后的路,得我自己一步一步走。
收拾材料的时候,父亲从书房出来,递给我一张打印纸,是他前阵子那些电话换来的:基层机构招人,看重问诊沟通、慢病随访,还有把流程给老人讲明白的耐心,一条条列得清清楚楚。
他把纸压在我书桌上:“九月报到,材料你自己点清楚。”我把那张纸夹进新生须知的第一页,合上了空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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