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德十四年，扬州城外，明武宗朱厚照南巡途中，地方官突然接到一道诏令：禁养猪，禁杀猪，禁食猪肉。消息传开，肉铺关门，农户慌乱，许多人连夜把家中的猪处理掉。一个姓朱的皇帝，为什么会和百姓饭桌上的猪过不去？
这件事听起来荒唐，却并非完全出于戏说。古代皇帝讲究避讳，尤其是皇帝的名讳，臣民在公文、奏章和正式场合中往往要避开。可“朱”本身既是国姓，也是极为常见的姓氏，若连这个字都不许使用，天下姓朱的人又该怎么办？
所以，皇帝避讳通常针对的是名字中的字，而不是整个姓氏。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功臣徐世勣因避“世”字，改称李勣，后世熟知的“李勣”便由此而来。这个例子说明，避讳确实能改变一个人的姓名，却很难把一个常用字从百姓生活中彻底抹去。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情况更加特殊。“朱”与“猪”同音，书面上容易引起联想。对于宫廷而言，皇帝的尊严不能被随意拿来调侃；对于普通人而言，猪却是养家糊口的重要牲畜。两边的需求摆在一起，不能只靠一句禁令解决。
朱元璋出身贫寒，早年做过和尚，也经历过饥饿。这样的生活经历，使他不可能不知道猪肉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明代农业社会中，猪繁殖较快，饲养成本相对低，逢年过节或家中有事，杀猪往往是百姓改善生活的重要方式。
牛主要承担耕作任务，私自宰杀耕牛常受限制；羊的饲养和肉价又不适合多数农户经常食用。相比之下，猪更适合分散饲养。农家养一头猪，既能吃肉，也能积攒肥料。若把养猪、杀猪一并禁止，受影响的绝不只是肉铺，而是乡村家庭的日常生计。
有意思的是，明代处理这类尴尬问题，并不是把民间生活硬生生改掉，而是更多在正式文字上绕开。官府文书中，可以用“豕”“彘”等字指代猪。这样既顾及皇室名讳，也不至于让百姓连猪都不能养。
这类做法更像一种默契。公文写得谨慎些，民间照常说、照常养，彼此留出余地。不能因为皇帝姓朱，便认定百姓杀猪是在冒犯皇权。否则，天下姓朱的人也会陷入同样的难题。
真正把这件事推向极端的，是朱厚照。正德十四年，也就是1519年，朱厚照南巡至扬州一带。史料记载，他曾下令禁天下养猪、杀猪，并要求民间处理已有的猪只。关于命令起因，后世常说与朱厚照属猪、忌讳听到杀猪声有关，但具体细节多带有演绎成分，不能全当作现场实录。
诏令一下，地方官自然不敢怠慢。猪肉买卖受到冲击，百姓养的猪被迫宰杀或掩埋，损失很快传到京城。朱厚照身在南方，宫中供给尚能维持，普通农户却没有那么多替代选择。
内阁大学士杨廷和得知情况后，上疏指出禁猪会损害民生，也不合农政常理。此时的朱厚照，大概也已经发现羊肉、牛肉并不能轻易替代猪肉。羊肉价格较高，牛又关系耕作，禁令继续下去，受苦的只能是百姓。
据《明史》等记载，这道禁令并未长期执行，后来很快被撤销。朱厚照在位时间不长，正德十六年即1521年去世。那场禁猪风波留下的，不只是几则轶闻，更让人看见了皇权命令与基层生活之间的距离。
至于朱元璋所谓“改一字”，准确说并非把全国百姓使用的“猪”字彻底改掉，而是在某些正式语境中以“彘”或“豕”代称。民间并没有因此停止养猪、杀猪，更没有把寻常百姓视作“犯讳”。皇家的脸面保住了，百姓的饭碗也没有被一纸文字禁令砸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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