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晋察冀平西抗日根据地双塘涧村外，17岁的周德礼背着三十多斤装具，跟着连队进行全副武装越野。北风裹着雪粒，气温降到零下25度，队伍刚出发不久，他便被一点点甩在后面。
这次训练看似只是跑步，实际却是战场行军的预演。枪支、弹药、被装和日常用品一样不少，战士们必须在严寒中保持速度。连长站在队伍前说：“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没人把它当成一句空话。
周德礼刚参军半年，身体尚未完全适应部队生活。起初还能跟住班长，十多分钟后，距离便拉开了五六十米。班长见他实在吃力，接过他的步枪，扛着两支枪继续前进。周德礼咬牙跟上，却明白，单靠硬撑不是办法。
队伍到达张家庄后，休息三分钟，随即折返双塘涧。路上，周德礼发现一个细节：持续奔跑虽然看起来快，却极耗体力；若改成大步行进，步幅稳定，速度并不会慢太多，反而能让更多人保持队形。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班长和排长：“一直跑，很多人撑不到终点；大步走，按节奏走，或许能准时返回。”排长没有因为他是新兵而置之不理，反而安排队伍尝试。结果，一排按时到达，却有11人掉队；三排全员到齐，只晚了两分钟；二排队形完整，晚了七分钟。
这件小事给周德礼上了重要一课。军队训练不能只看谁冲得快，还要看整体能否完成任务。战斗中的行军，既要求速度，也要求队伍不散、装备不丢、体力能够支撑下一步行动。能把个人经验转化为集体办法，正是一个普通战士走向指挥岗位的起点。
周德礼的军旅道路，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带着什么远大目标。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他还是河北宛平县西斋堂村的农家少年。日军炮火打破山村平静，随后到来的国民党部队纪律败坏，撤退时还侵扰百姓。少年第一次明白，穿军装并不等于真正承担责任。
1938年，八路军邓华、宋时轮支队进入西斋堂。官兵帮助乡亲挑水、扫地、种田，晚上在抗日救亡室教唱歌曲、讲抗战形势。周德礼在接触中看到了另一种军队，也逐渐懂得，军队要赢得百姓支持，靠的不是口号，而是平日里一件件看得见的事情。
不久，部队奉命转赴冀东。战士们连夜离开，临走前却把各家门前打扫干净，还给水缸挑满了水。后来日军对平西进行扫荡，村庄遭到严重破坏。周德礼亲眼看见乡亲们的遭遇，参军抗日的念头由此变得坚定。
1939年7月15日清晨，他瞒着母亲赶到新兵营。新兵训练极苦，投弹练到手臂肿胀，举枪练到手腕发疼。百日训练结束后，他被分到八路军第十团第一营第二连。那段时间，冬季练兵、爬山抢旗、全副武装越野轮番进行，目的只有一个：让新兵在真正的战斗中少犯错误。
1940年3月，日军调集大批兵力进攻平西根据地。周德礼已担任通信员，在青白口、大村一带参加反扫荡作战。一次战斗中，一排阵地受到威胁，连队急需传达撤靠命令。连长看着他问：“你能行？”周德礼回答：“保证完成任务。”
他利用地形，以分段跃进的方式穿过开阔地带，敌方机枪不断扫射，仍成功抵达一排阵地，传达命令后又返回连部。战斗结束后，他因勇敢可靠被任命为班长。排长交给他一本《班长职责》，其中写着：战时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平时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这句话伴随了周德礼此后的军旅生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军队建设中，他从基层班长逐步成长为能够组织训练、判断形势、统筹部队行动的指挥干部。后来，他担任大军区参谋长，并在广州军区工作期间参与重要军事行动，为部队建设和作战指挥承担责任。
从雪地越野中摸索出“大步走”的办法，到枪林弹雨中完成通信任务，周德礼的成长没有什么神秘诀窍：体力靠训练，判断靠实践，威信靠担当。那个掉队的新兵，正是在一次次具体任务里，学会了怎样带兵、怎样打仗，也怎样把个人能力放进整个部队的需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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