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1月，奉天郊外，郭松龄把一份军队编制交到参谋人员手中。名义上，这是一次扩军整编；实际上，却是他与张作霖彻底决裂后，准备以武力改造奉系的一步棋。东北国民军由五个军组成，郭松龄任总司令，邹作华任参谋长，宋九龄负责前敌指挥。
这五个军的军长，来历各不相同。有的是郭松龄多年信任的旧部，有的属于奉军中的中坚人物，也有人在局势逆转后重新归附张学良。五个人的选择，折射出那场战争中复杂的人事关系。
第一军军长刘震东，是郭松龄部下中较受倚重的一员。他1893年出生于山东沂水，早年并非军校出身，而是木匠。进入军界后，凭借作战勇敢逐步升迁，曾任东北陆军第七师第六旅旅长，也长期在郭松龄麾下任职。
刘震东打仗有一股硬劲。国奉战争爆发后，他率第一军参加作战，是郭松龄一方的重要将领。郭松龄失败后，刘震东因与张学良有旧日同学关系，没有遭到严厉处置，后来仍在军界任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震东转入正面战场。1938年2月，日军坂垣师团进犯山东莒县，他率部坚守城防，战斗中负伤殉国，时年45岁。这个结局，也让他成为郭松龄旧部中较具代表性的抗日将领。
第二军军长刘伟，辽宁铁岭人。此人在反奉问题上的态度，比许多同僚更加坚决。他曾任东北陆军第六师第二旅旅长，后来又担任东北边防军第十七师师长，与周福成、王以哲等人有过较多共事经历。
郭松龄兵败后，张学良曾召见相关军官，希望稳定局面。刘震东、范浦江等人选择认错，刘伟却没有低头。据相关记载，他的态度十分强硬。这种性格既赢得了郭松龄的信任，也使他在事后付出了更大的政治代价。
有意思的是，刘伟并未从此离开军界。张学良后来仍任用他担任第十七师师长，负责山海关、承德一带的防务。1938年，他随部参加抗战，因长期劳顿并感染疟疾，在武汉前线病逝，终年48岁。
第三军军长范浦江，毕业于保定军校，曾任东北陆军第五师第三十三旅旅长。第三军兵力相对较多，在东北国民军中分量不轻，因此范浦江的态度，对郭松龄的作战部署颇为重要。
战争初期，范浦江率部向张学良所属部队施压，曾参与围攻奉军第三军团。可是，随着热河方面战局恶化，郭松龄的军事行动逐渐失去后援，东北国民军内部也开始出现动摇。
范浦江最终重新回到奉系。张学良召见旧部时，他曾当面认错，情绪十分激动。这件事在当时军官群体中引发不小反响，也说明奉军将领并非人人都愿意为郭松龄承担到底。
第四军军长为霁云。关于他的早年经历，现存材料不像刘震东、魏益三那样完整，但在东北国民军内部，他的地位并不低。郭松龄败亡后，霁云曾代理处理部队事务，承担了军队交接的实际工作。
这一步并不轻松。郭松龄阵亡后，部队失去核心，军官之间既要考虑自身处境，也要处理武器、编制和驻地等问题。霁云能够主持交接，说明他在军中仍有一定威望。1926年，他将关内一部军权交给魏益三，随后退出军界，转而经营实业。
第五军军长魏益三，河北藁城人，曾任东北陆军炮兵第二旅旅长。与其他几位军长相比，他后来走出的道路变化最大。郭松龄失败后，魏益三率部撤向关内，成为五位军长中唯一明确带兵离开东北者。
魏益三后来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第五十四师师长。抗战期间，他与常恩多、吴克仁等东北军将领共同抗日，并因战功晋升中将。1949年前后，他又参与云南和平起义相关工作，晚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把这五个人放在一起看，郭松龄的东北国民军并不是一支临时拼凑的队伍。刘震东重勇，刘伟刚烈，范浦江在关键时刻发生转向，霁云负责善后，魏益三则带兵入关。相同的军旗之下，五个人最终走向了五条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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