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
我妈站在我店门口的时候，我手里还攥着一团面。
十年没见了，我一眼就认出她。她拄着一根铝合金拐杖，右边那条腿打不直，脚是拖着走的。身上穿的还是十年前我给她买的那件灰底小花的褂子，袖口磨得起了毛，领口洗得发白。
我店门口那条街，早上六点到八点，卖菜的、送孩子的、扫街的，都从我这儿过。
隔壁卖菜的老蒋媳妇先看见她，隔着半条街喊我，晓兰，你门口站着个老太太。
我把手上的面拍了拍，走出去。
我妈看见我，嘴唇动了动。
“晓兰，你弟出事了。”
这是她十年里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我把她扶进店里，让她坐到靠窗那张塑料凳上。她一眼就看见了灶上的蒸笼，鼻子动了一下，又什么都不说。她夹着一个蓝布包袱，怀里还压着一个塑料文件袋，用胳膊肘死死顶着。
我给她盛了一碗热粥，搁在她手边。
她没喝。她抬起头看我，第二句话是，你得帮他。
我在她对面坐下来。
她的头发全白了，头顶那块头皮露出来，晒得发黄。两只手摊在膝盖上，指头肿着，指节上一圈一圈的纹，指甲剪得很短，边上是黑的。
十年前她在我们家堂屋里，坐的也是这么个姿势，手也是这样放在膝盖上。
十年，她老成这样。
“妈，你咋来的？”
“你弟开车送我来的。车停在你街口。”
我往街口看了一眼。街口停着一辆黑色的小车，车窗摇下来一条缝，缝里有人抽烟，烟头一明一暗。
我低下头看她那根拐杖。杖头那块胶套已经磨破了，露出里头的白铁。她拄着这根拐杖，从街口走到我店门口，六七十步。
粥在碗里冒着气，一直冒到不冒了。
她又说了一句。
“晓兰，妈知道你心里有气。可这回来，妈不是为自己来的。”
2.
我叫周晓兰，今年四十六，在镇上开了十二年早点铺，包子、豆浆、油条、小米粥。铺子不大，摆四张塑料桌，一年忙到头，挣不到五万块。
十年前村里拆迁，那时候我还没开店，在家种地，捎带着给人缝衣服。
我们家那处老宅在村东头，正房四间，东西厢房各两间，院子二分半。村口那条公路要拓宽，我们的地在规划线里。
那年秋天，村里开会，一家一家签字。老宅、二分半院地、两亩承包地，加起来是八十七万四千。这笔钱是我爹和我妈一辈子的家当，也是我这个做女儿的，头一回听说家里有这么多钱。
签字那天我也去了村委会。排队的人从会计室门口一直排到院里，晒着太阳。我签完出来，我妈把我叫到一边，说，这事你别跟你男人说。
分钱那天，是在我家堂屋里。我妈坐在八仙桌后头，我弟周晓勇坐在她边上，我大伯来了，做见证。
我坐在下首那张小板凳上。
我妈开口第一句是：“晓兰，你嫁出去十二年了，这钱你别惦记。”
我说，妈，我的户口还在村里。
“户在人在心不在。”我妈说，“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
我说，那这钱怎么分。
“你弟要娶媳妇、要买房，这钱全给他。”
我又问了一句：“那我呢？”
“你缺什么？”我妈说，“你有手有脚，你男人跑车，饿不着你。”
我大伯在旁边咳了一声，说，桂英，多少给晓兰留点，姑娘也是你生的。
我妈把脸转过去，看着我大伯，声音不高。
“大哥，你别掺和。我们家的规矩就是这样。”
那天最后给了两样东西给我。一样是一张纸，我妈让我签字，纸上是打印的几行字，头一条是“本人周晓兰自愿放弃娘家拆迁补偿款及一切利益”，第二条是“此后娘家事务与本人无关，本人亦不得向其主张任何权利”。
底下留了三行签名的位置。我妈先签的，我弟签的，轮到我。
我妈把笔递给我，说，你签了这个，往后家里的事不用你管，你的事家里也不管，两清。
我拿着笔，看了那张纸很久。堂屋的门开着，外头下着小雨，檐上的水一滴一滴砸在台阶上。
我大伯别过脸，去门口抽烟。我弟低着头，看着他自己的鞋。
我签了。
我妈把纸收起来，折了三折，装进她贴身的口袋。她不知道，那张纸我让人复印过一份，压在我家箱底。
我弟把八十七万四千拿到手那天，我妈从柜子里搬出来一样东西。是一口旧碗，碗沿上缺了一小块。
她说，这是你奶留下来的，你拿走吧。
那口碗我端回来了，一直放在我们家的碗柜里，盛过三年咸菜。
八十七万四千，我一分没见过。
那年冬天，我弟在县城全款买了套一百二十平的房，全款，四十多万。第二年，他在县城东关租了两间门面，开了一家建材店，招牌挂得比隔壁高一头。第三年，他买了车，黑色的，停在店门口。
我妈跟着他搬去了县城，住进那套大房子。她走的那天，绕到我家门口来了一趟。
她站在院门口，没进来。
“晓兰，”她说，“妈去城里住了。你要是没事，别往那边跑，你弟媳妇心眼小。”
我说，妈，你住得惯就行。
这话是我说的最后一句。从那天起，十年，她没再来过我家，我也没去过县城那套大房子。
这十年，我跟我男人陈广发两个人熬。他跑货车，一趟出去三四天，回来一身柴油味。我把早点铺的摊子支起来，凌晨三点半发面，四点半上笼，五点开门。铺子刚开那一年，我一天卖二十几屉包子，手背上烫的水泡破了又起。
我儿子陈阳，今年上大二，学的是机电。他上高中的那三年，我一天睡四个小时。
这十年，我妈给我打过电话。电话不多，统共打来过七回。
头一回来电话，是我弟买房差尾款的时候。我妈在电话里说，晓兰，你弟还差三万，你先垫上。
第二次，我弟媳生孩子。我妈说，医院要交押金，两万。
第三次，我弟要买车。我妈说，差五万，家里的钱都压在货上了。
第四次是建材店的房租，三万八。
第五次是我弟媳要开个童装店，说进货要四万。
第六次，我妈自己住院，做白内障，一万二。
第七次是去年过年，我妈说，你弟店里周转不开，你手头要是有，先借个八万。
这七回，我一共给出去十一万三千。
头三回我没记数，后来才拿了个小本子记。第三回那五万，是我把店里的钱柜倒空了，又跟我表姐借了两万，凑齐才转过去的。转完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在铺子里坐着，隔壁的钟敲到四点，我才想起来第二屉包子没上笼。
钱是我一笔一笔转的，有时候在柜台，有时候在手机上，转完把那张小票收进一个铁皮盒子里。银行短信我一条没删，存到今天。
我男人为这事跟我吵过两回。
第一回他说，晓兰，你妈把八十七万全给了你弟，你还往里贴。
我说，那是我妈。
第二回他就不吵了，他把烟盒往桌上一放，说，随你，反正儿子的学费你看着办。
那以后我就没再跟他说过这些事。
去年我儿子开学要交学费，一万八，我从铺子里的铁皮盒里数钱，数到最后差三千。
我坐在灶台边数了三遍，然后给我妈打了个电话。我说，妈，我这边紧，你看能不能先还我两千。
我妈在电话那头停了一下。
“晓兰，一家人说什么还不还的。你弟那边正难着呢。”
电话挂了。
那天晚上我把那口盛过咸菜的旧碗拿出来，看了一眼，又放回去了。
3.
我把我妈扶到店里坐下之后，先上笼的是第二屉包子。
早上的人多，街坊都知道我门口来了个老太太。老蒋媳妇扒着门框看了两回，扫街的老康推着车从门口过，特意慢了一步。
我妈喝完那碗粥，把碗往桌上一推，开口说的第三句话是：“晓兰，二十万。”
我手上的笼布没放下。
“二十万，是给我弟还账的？”我说，“妈，我弟今年四十二了。他买房那年我三十岁，我儿子七岁。”
“你弟那个店，让人骗了。”我妈说，“他跟人合伙进了一批货，货是假的，钱要不回来。人家堵着门要账，你弟媳妇天天哭。二十万，把这关过了就没事了。”
“什么账？”
“就是货款。”
“妈，是货款，还是赌账？”
我妈的眼睛往地上看了一下。
“都是一个意思。”
我把笼布搭在竹竿上，在她对面坐下。
“妈，你先坐稳了，我跟你说个数。”我说，“这十年我一共给你打过去十一万三千。你这回要二十万，我上哪儿给你找二十万去？”
“那不是你弟难吗。”我妈说。
“我知道他难。”我说，“可我这个数，是一笔一笔转过去的，转账的小票我到现在都留着。”
“你有铺子。”
“铺子是我租的，四张桌子，一年挣四万。”
“那你把房子抵了。”我妈说，“你男人跑车，你们城里没房子，村里那处院子还能值几个钱？先抵给人家，把这一关过了，回头你弟缓过来，加倍还你。”
我说，妈，那院子是我男人的爹留下的，房本上是他的名字。
“你跟他说说。”我妈说，“他是外姓人，可他娶了你，就是我们周家的女婿。一家人到了难处，他搭把手不应该？”
“妈，去年我儿子的学费，我跟你说过一次。”我说，“你说，一家人说什么还不还的。”
“我说过吗？”我妈说。
“你说过。”
“妈，陈广发去年腰上开了刀，躺了两个月，他那辆车到现在还在还贷款。”
“车能还上，就说明日子过得去。”我妈说，“晓兰，你别跟妈算这些。妈这条腿是上个月断的，在县医院打的钢钉，你弟媳妇伺候了我二十天。她要是没良心，她伺候我干啥？”
我看着她那条腿。
“咋断的？”
我妈的嘴抿了一下。
“摔的。”
门口这时候停下一辆电动车。我弟媳赵丽从车上下来，头盔都没摘，一脚踏进我店里。
“嫂子。”她叫我。
我把抹布攥在手里。
“嫂子，你别怪妈。”赵丽说，“妈这身子骨，坐车坐了四十里地来的。你弟现在在车上坐着，不敢进来见你。他要是能进来，他早就跪下了。”
“他为啥不敢进来？他是怕街上的人看，还是怕我不给？”
“嫂子你这说的什么话。”赵丽说，“你弟当年买房的时候，那房子首付是一百万。你知道他为啥买的是一百二十平？他跟我说，姐以后要是来串门，得有个房间住。”
“我没去过。”
“你没去，那是你自己不来。”赵丽说，“可房子他是按那么买的。今天妈来求你，你要是连这点情分都不认，那这十年，你也没把我们当过家里人。”
“嫂子，你要是实在难，十万也行。”她又说，“妈说了，你先拿五万，回头再说。”
“五万我也没有。”我说。
“赵丽。”我说，“我问你一句，我弟那个店，到底怎么了？”
赵丽看了我妈一眼。
我妈把拐杖往地上一顿。
“晓兰！你弟是你亲弟弟！你问他怎么了干啥？他要是有办法，他会让我坐四十里地来求你？”
“妈，我上个月刚给儿子交完学费，我卡里现在一万八。”
“一万八也好，你去借。”我妈说，“你在这个镇上开了十二年早点铺，谁不认识你？你张嘴借二十万，人家不借你五万也借你三万。你要是连这个都不愿意，那就是你不认这个妈。”
“我认妈。”我说，“可我不认这二十万。”
“妈，八十七万四千，我一分没见着。这十年我给了你十一万三千。今天你要的这二十万，我一分不给。”
我妈的拐杖在地上顿了一下，又顿了一下。
隔壁卖菜的老蒋媳妇把秤放下了。扫街的老康推着车从店门口过，扭头往里看了一眼。
我妈忽然从凳子上站起来，拄着拐，一步一步挪到我店门口，站在门框底下，冲街上转过身。
“大伙儿给评评理！”她喊，“我这个当妈的，七十三了，腿都断了，坐四十里地的车来求闺女借点钱救她弟弟，她一分不给！我养她二十多年，养出个白眼狼！”
街上的人都停下来看。
对门修鞋的老纪把锥子搁下了，站在他铺子的门槛上。两个骑电动车的小年轻把车撑在路边。卖早点的摊子在我隔壁，揉面的老蒋媳妇两只手还沾着面，就站到门口来了。
“妈！”我站起来，“你回去坐下。”
她挪着拐杖，站在门框里不肯动，一只手拍着门框，拍得咣咣响。
“我十七岁生的她，那时候家里连块布都没有，是我把她的尿布一片一片晾在绳上。她今天跟我说，她卡里一万八！一万八也好，两万也好，她拿一分出来了吗？”
“我坐月子的时候，我娘给我煮了三个鸡蛋，我留了两个给她爹吃。”她接着说，“我这辈子吃的苦，跟谁说过？”
赵丽站在我妈后面，低着头，一只手扶着我妈的胳膊。
老蒋媳妇在门口劝，大姨，大姨你先坐下，有话好好说。
我把灶上的火关了。
我站在铺子里，看着我妈那根拐杖在门框上一下一下敲。这扇门框是我去年换的，旧的烂了，我请人拿红砖砌了一圈门套，刷的白漆。
她敲了七下。
我解下腰上的围裙。
“妈，”我说，“你等一等。”
我转身往里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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