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北京，谢觉哉病逝后不久，王定国找到有关部门，提出了一件让人意外的事：“我有自己的工作，应该按自己的级别安排住房。”按当时的规定，作为谢觉哉的遗属，她本可以继续住在原来的房子里。
她却没有接受这份照顾。房子、车辆以及其他生活保障，都是组织根据谢觉哉的身份作出的安排。谢觉哉不在了，王定国认为，自己不能把丈夫的待遇自然变成个人待遇。
这句话听起来朴素，分量却不轻。王定国不是没有资格享受便利，而是主动把“可以享受”和“应当享受”分开。她向中央提出重新安排住所，实际是在给自己划一条界线：按自己的身份生活，不借亡夫之名占用额外资源。
王定国的一生，正是从这种不愿依附的性格中走出来的。她原名王乙香，出生在四川农村。幼年时，家里贫困到难以维持温饱，父亲因劳累去世，年幼的妹妹也没能活下来，弟弟甚至被送走换取粮食和棺材木料。
她后来被送作童养媳。那种生活里，女孩既要干活，又没有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转折出现在1931年前后，川东地下党开展群众工作，王定国通过亲属接触到一些革命者，第一次听说女子可以读书，不必缠足，也能够选择自己的道路。
她剪掉长发，放开小脚，把名字改成王定国。婆家不肯放人，曾将她捆住看管。她趁夜逃回娘家，后来在亲友和地下党同志帮助下离开。为解决这场纠纷，同志们还凑出四十多块银元，这才让婆家不再追索。
文化基础薄弱，她便用笨办法补课。参加川陕省苏维埃学校学习时，别人休息，她仍在煤油灯下认字、背诵。灯烟熏黑了脸，她顾不上擦。考试结果出来，她取得了第二名，这次经历也让她明白，出身低并不等于永远低下。
长征开始后，她进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文工团。文工团并不是轻松的队伍，既要演出鼓舞士气，也要行军、背负物资，必要时还要拿枪作战。过雪山时，一名炊事员在风雪中跌入雪坑牺牲；过草地时，王定国冻掉了一根脚趾。
有一次，剧团奉命慰问红九军，却遭遇马步芳部队，苦战后被俘。由于对方发现她们大多是女性，便强迫她们演出。后来，在党组织营救下，她们才重新回到队伍。那些经历没有被她说成传奇，她只说，能活下来已经很幸运。
她与谢觉哉的相识，也始于行军中的小事。长征途中，谢觉哉拿来两件单衣和一些羊毛，请她帮忙缝制御寒衣物。王定国连夜赶工，第二天交还。谢觉哉提醒她们即将翻越雪山，可以准备辣椒御寒。朴实的交往，后来发展成了共同生活的关系。
到达陕甘宁边区后，王定国参加生产劳动，带领几名同志种菜、养猪、纺线、织布，还试制油墨，制作酱油和醋。她们种出的茄子很大，白菜很重，养的猪也长得壮实。毛泽东曾为她们题写“再接再厉”，肯定这种把日子过起来的劲头。
谢觉哉是她的丈夫，也是她在文化和工作上的老师。谢觉哉长期从事宣传、政法和文献整理工作，生活中重视读书写作。王定国文化程度不高，却一直协助保存他的文章、书信、日记和资料。谢觉哉去世后，她没有把这些材料当作私人物品，而是着手整理出版。
这项工作持续多年。她花了约六年时间，整理谢觉哉留下的著述与文稿。1984年，她又将谢觉哉生前收藏的历代书籍捐出。对王定国来说，整理资料不是简单保存遗物，而是让这些文字回到公共文化和历史研究之中。
后来，她归还了组织配备的车辆，也按照自己的工作身份重新安排居住。那句“我是什么级别，住什么房子”，并非客套话，而是她在几十年革命生活中形成的处事原则：参加革命时不计个人安危，革命取得成果后也不把组织待遇当成家产。
2004年，王定国重走长征路。到四川天全县时，当地考虑到她年事已高，准备安排滑竿，她谢绝了。经过铁索桥，她仍坚持自己走。这个细节没有改变她早年的苦难，也没有抹去长征中的伤痛，却与那间主动搬离的住房一样，留下了一个清楚的选择：身份来自工作，待遇应有边界，留下的资料则应归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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