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玉良
每年十月诺奖“开奖周”，国内舆论总会掀起一轮“谁将为中国本土科学家圆梦”的预测热潮。今年薛其坤院士、残雪等人登上各大“诺奖风向标”榜单，公众期待值再次被拉满，但最终依然没能站上诺奖领奖台，“失之交臂”的叹息又起。我认为：与其把注意力钉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台上，不如回头审视我们自己的土壤，思考如何解决“钱学森之问”才是正确心态。
客观地讲，“失之交臂”这个说法本身，暗含了一种时间上的误判。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从来不是对当下科研热度的即时评分，而是一枚封存着岁月痕迹的“时间胶囊”。数据显示，近些年来自然科学诺奖得主从发表关键论文到最终获奖，平均等待时间已拉长至28.6年。这意味着今年颁发的奖项，检验的其实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全球基础研究的水平。而中国系统性、大规模对科学研究进行投入的真正分水岭，是1995年“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科研经费的“爆炸式增长”更是进入21世纪之后的事。用今天持续增长的科研投入，去急切质问为什么“昨天”的产出还不够丰硕，本身就陷入了时间上的认知误区。屠呦呦从上世纪70年代初发现青蒿素，到2015年站上领奖台，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道路，这正是“诺奖滞后效应”最生动的写照。
然而，仅仅用“时间差”来解释，还不足以触及根本。 “钱学森之问”的核心指向，从来不是“为什么没有拿奖”，而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科技创新人才”。钱学森在2005年直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二十多年过去，这一问题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技术可以被快速复制和应用，但科学精神需要长期培育；真正的科学创新不是单纯的技术突破，而是建立在深厚的人文素养和批判性思维之上。当学生们学习了大量的科学知识和技能，却不了解科学是如何产生的、科学家是如何思考的、科学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创新就失去了它最深层的精神根系。
因此，“钱学森之问”实际上比“诺奖之问”更深刻、也更紧迫。诺奖只是一个结果，而“钱学森之问”追问的是产生这个结果的教育生态和创新文化。把目光从奖项的光环移回科学本身，意味着要把“钱学森之问”从一句被反复引用的名言，变成持续推动改革的具体行动。近年来，从高考改革打破“唯分数论”，到职称评审取消“三唯”倾向，再到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一系列制度创新正在试图回应“钱学森之问”所揭示的深层矛盾。
但制度的调整只是起点，更根本的是文化层面的转变：我们是否真正容忍“十年磨一剑”的寂寞，是否愿意为那些不追逐热点、不迎合考核指标的基础研究者留出空间？我所强调的“正确心态”，其核心正在于此。它意味着不再把诺奖当作一张必须按时交卷的考卷，而是把“钱学森之问”当作一面镜子，时时照见我们在教育理念、科研评价、创新文化上的不足。
中国自然指数份额已稳居世界第一，科研基础大幅改善，真正具备问鼎诺奖潜力的原创性突破，或许正沉睡在某间安静的实验室里。它们需要的不是被催促着去赶一场颁奖典礼，而是被允许按照科学自身的节奏生长。诺奖从来不是追来的，它只会在时间沉淀之后，作为原创突破的自然回响，水到渠成地到来。而在此之前，我们真正该做的，是让“钱学森之问”持续回响，让每一个可能回答它的年轻人，拥有敢于提问、敢于试错、敢于走一条没人走过的路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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