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一个五十二岁的人从临安来到福州。
他不是被贬的，但也算不上得意。此前他做过右丞相兼枢密使，是朝廷里位置最高的几个人之一。但因为在“用兵”的问题上跟孝宗意见不合，也因为得罪了皇帝身边的“幸臣”，他离开了中枢。朝廷让他来知福州，不算惩罚，也不算重用。一个前宰相来管一个州，大材小用。
但他没有把这件事当成“贬谪”来对待。他在福州做了三年知州，然后做成了一件事。这件事，让福州有了一部“自己的传记”。
一部志书的“空白”
梁克家到福州的时候，这座城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西晋太康三年（282年）设晋安郡，到梁克家来的时候，快九百年了。九百年里，有人为福州写过志书，但很少。东晋太守陶夔写过《闽中记》，唐朝林谞写过《闽中记》，北宋林世程写过《重修闽中记》。三部。其中两部已经散佚，剩下林世程那部，也“缺略”得很。
梁克家在《三山志》的自序里说了一句话，道出了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追惟往昔之事，不可复记，常以为恨。”
回头想以前的事，已经记不清了，常常觉得遗憾。那些“耳目所接”的事，当时觉得不会忘，就懒得记。日子一天天过去，忽然想不起来了，就让后来的人再来遗憾。这种“古今之恨”，梁克家觉得“甚惜”。
他在自序里写得很坦白：他怕这座城的事，就这么没了。
“约诸里居与仕于此者”
梁克家修志，做了一件很“笨”的事。
他没有关起门来自己写。他“约诸里居与仕于此者”——把福州本地的乡贤，和曾经在福州做过官的人，都约到一起，“相与纂集”。
一个前宰相，在福州做知州，他没有把自己当成“主笔”。他把自己当成一个“召集人”。他把那些了解福州的人聚起来，一起“讨寻断简，援据公牍，采诸老长所传，得诸闾里所记”。
“断简”是残破的旧文书。“公牍”是官府的档案。“老长所传”是老人的口述。“闾里所记”是民间的传说。他把这些都收进来，然后“益之以今日之所闻见”——再加上自己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东西。
一部志书，不是一个人写的。是一个“团队”写的。梁克家只是那个把大家聚在一起的人。
“无诸以来”
《三山志》有四十卷，分了九类：地理、公廨、版籍、财赋、兵防、秩官、人物、寺观、土俗。
九类里，最特别的是“土俗”。
“土俗”里记了福州产荔枝，记了岁贡荔枝的数量。记了“末丽”花，“此花独闽中有之，夏开，白色，妙丽而香”。梁克家在临安做了那么多年官，在别的地方没见过这种花。他把这件事写进了志书里。
“土俗”里还记了八项“戒谕”：《劝用医》《五戒》《戒山头斋会》《教民十六事》《戒生口牙》《戒船户》《戒禁蓄蛊》《戒去野葛》。这些是地方官对百姓的“教谕”。一个知州，把他的“施政纲领”也写进了志书里。志书不只是“记录”，也是“教化”。
这就是《三山志》和一般地方志不同的地方。它记的不只是“福州有什么”，还有“福州人怎么过日子”。
从“无诸以来”
梁克家在自序里说，他要“上穷千载建创之始，中阅累朝因革之由”。
“上穷千载建创之始”。从谁开始？从“无诸以来”。
无诸是开闽第一王，两千年前的人。梁克家修志的时候，无诸已经是一千多年前的“传说”了。但梁克家要“访无诸以来遗迹故俗”——把从无诸开始的所有东西，都找出来，记下来。
一个泉州晋江人，在福州做官，为一个福州的历史人物立传。一个南宋的宰相，去追溯一个汉初的闽越王。中间隔着一千三百年。但梁克家觉得，那是“福州”的起点。不写无诸，福州的故事就不完整。
“落”在福州的那个人
梁克家后来又被召回临安，做了右丞相。淳熙十四年（1187年）去世，谥“文靖”。
他一生做过很多事：出使金国，射箭“连数十发中的”，金人叹服；在朝堂上反对轻率用兵，说“用兵以财用为先”；保护过被幸臣张说中伤的士人，“善类赖之”。这些事，写在《宋史》里。
但福州人记得他的，是《三山志》。
一个前宰相，来到福州，没有把自己关在衙门里。他走遍福州的闾巷，找老人聊天，翻旧档案，看残破的古书。他把福州“自己的故事”一句一句地捡起来，拼在一起，写成了四十卷。
然后他走了。福州有了自己的“传记”。
为一座城“立传”
梁克家修《三山志》的那三年，他的身份是“知福州”。这个官职在宋代，通常是一个过渡。做过宰相的人被外放，知福州是一个“软着陆”。但梁克家没有“软着陆”。
他把这件事当成了一件“正事”。
一个地方志，在传统的官僚体系里，不算什么“功业”。它不涉及升迁，不涉及财政，不涉及边防。修一部志书，需要几年时间，需要大量精力，回报却很少。但梁克家做了。
福州有了第一本“完整”的传记。从无诸到淳熙，从山川到土俗，从版籍到兵防，从荔枝到茉莉花，都在这四十卷里。
一个城的历史，本来是会散掉的。散在残破的旧纸里，散在老人的记忆里，散在官员的档案里。梁克家把它们收拢起来，拼成一部书。
为一座城立传的人，最后也成了这座城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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