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在北京病逝，消息传来，毛泽东去北京医院参加遗体告别，回来之后情绪很低落，连着几天吃不下、睡不着，话也很少。罗荣桓从秋收起义之后就跟着队伍，长期负责政工，在毛泽东心里分量很重，他是唯一一个长期在部队做政治工作的元帅，很多棘手的内部问题，都可以交给罗荣桓去处理。悲痛之下，毛泽东写下那首吊罗荣桓的诗，一句“国有疑难可问谁”，就是当时心情最直接的流露。
吴旭君从1953年起，就在毛泽东身边做保健护士长，前后二十一年，日常负责他的用药、身体监测，相处时间久，毛泽东愿意和她聊一些平时不和旁人提起的想法。送走罗荣桓之后没多久，有一天夜里，毛泽东睡不着，把吴旭君叫过来聊天，聊着聊着就说起生死这件事。他先讲到自己母亲去世的往事，回忆当年母亲待人宽厚，乡里很多人来送葬，又对比父亲，感慨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吴旭君顺着话接，讲了自己的看法，她说真要对一个人好，就趁着人活着的时候好好对待，等人走了之后再办隆重的仪式，很多时候只是做给活着的人看。毛泽东听完没有直接否定，只是说革命队伍里面必要的追悼会还是要办，用来寄托大家的哀思，这件事他可以再慢慢考虑。安静了一阵之后，他突然跟吴旭君说，我死的时候一定不要你在我跟前。
吴旭君当时很意外，还劝他，真到那一天，自己是负责他保健的人，理应守在旁边照顾。毛泽东态度很坚定，又重复了一遍这句话。按照吴旭君后来的回忆，毛泽东的想法很简单，他不想让自己熟悉的人，亲眼看见他临终痛苦的样子，不愿意这份沉重的画面留在吴旭君心里。他拿母亲的事举例，当年母亲临终，他不愿意留在旁边，就是想记住母亲健康的样子，他经历过太多生离死别，清楚亲眼目睹熟人离世带来的长久煎熬。
那天晚上的谈话没有就此停下，毛泽东和吴旭君继续讨论不同的死法，他说人总有一死，他设想自己的死法不外乎五种，不管哪一种，都是自然规律，不用害怕。他是唯物论者，不相信身后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就在这次聊天当中，跟吴旭君说起，希望自己的骨灰撒到江河里面，喂鱼就好，不用修坟墓，不用后人专门祭拜。
很多人容易把这次谈话，当成一句临时伤感的气话，其实不是。罗荣桓的离世，是一个触发点，看着并肩几十年的老战友离开，让他重新认真思考自己的终点。之前他也零星和身边工作人员聊过生死，但这一次说得最完整，想法说得最直白。在这之前，大家习惯看到的，是运筹全局的领袖，很少见到他静下心，坦然安排自己身后小事的一面。
吴旭君心里明白这句话里面藏着的体谅。这么多年，她陪着毛泽东熬过无数个长夜，帮他服药、调理身体，见过他疲惫、难受的时候。毛泽东清楚她心思细腻，感情重，如果最后时刻让她守在一旁，这份记忆会压在她身上很久。他不是忌讳死亡，只是不想拖累身边跟着自己多年的工作人员，不想让她承受这份刺痛。
这次谈话之后，毛泽东没有再反复提起这句话，但他对后事的想法一直没有变。他多次跟身边人交代，不要搞特殊的纪念形式，不保留遗体、不修陵墓。往后几年，又陆续有不少老战友、老同志离世，每一次，他都会沉默很久，心里的感触一次比一次深。他见过太多牺牲，从井冈山、长征一路走到建国，无数熟悉的名字停在了半路，他早就把生死看得通透。
这次深夜的对话，记录在吴旭君的口述材料里，被收录进《真实的毛泽东》。它不是什么正式的指示，就是一次很私人的闲聊，是一个老人，在失去老战友之后，和身边信任的晚辈，随口说出的心里话。没有豪言，也没有刻意渲染，只是把心里真实的想法讲出来。
生老病死，谁都躲不开，经历了一辈子战火与风雨的毛泽东，坦然接纳这个规律。罗荣桓的离开勾起心底的哀思，也让他把藏在心里很久的想法说了出来，一句叮嘱，里面既有对生死的从容，也藏着对身边人的体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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