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里有个丧偶女领导，跟我处的不错，某天深夜她对我说：不嫌弃的话，我给你当老婆！我没敢接话，第二天她婆婆却堵到办公室
那天夜里十一点四十七分，她站在我家门口，身上还穿着单位那件深灰色的薄羽绒服，袖口磨得发亮。
她说，不嫌弃的话，我给你当老婆。
我手里那杯刚倒的热水，杯壁烫得我指头一缩，水洒在拖鞋上，我都没觉出来。
我没敢接话。
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她的脸一下子沉进黑里，只剩手机屏幕的光从她下巴往上打，照得她眼角的细纹一条一条清清楚楚。她就那么站了能有半分钟，然后转身下楼，脚步声一级一级往下掉，越来越轻，最后单元门咣当一声。
我关上门，在沙发上坐到凌晨三点零六分。
第二天早上八点二十，她婆婆堵到了办公室门口。
我得从头讲。
我叫周成，今年五十一，在市里一家老国企的后勤部门干活，管管仓库，发发劳保，抄抄水电表。我们单位不大，三百来号人，办公楼是八十年代盖的五层灰楼，楼道里常年一股消毒水和旧报纸混在一起的味道。
她叫宋雅琴，是我们单位分管后勤的副总，四十七岁。她男人五年前没的，胃癌，从查出来到走，拖了十一个月。走的那年她四十二，儿子刚上高一。
她男人我认识，叫李建波，原来在技术科，人高，话少，爱穿一件藏蓝色的夹克，领子总是立着。有一年冬天单位组织扫雪，他跟我分在一组，我铲雪他推车，他一句话没说，就是闷头干，干完了从兜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红塔山，递给我一根。我说我不抽，他就自己点上，蹲在马路牙子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车，烟抽到一半，他说，老周，你家孩子学习咋样。我说凑合。他说，我家那个不行，随我，闷。
那是我们俩说过的最长的一次话。
第二年秋天他就查出病了。
宋雅琴在单位是出了名的硬。男人住院那阵子，她一天假没请，白天在单位开会签文件，晚上去医院陪床。我们科室的老刘去过一次医院，回来说，宋总在走廊里啃馒头，就着暖壶里的水，看见他来，把馒头往兜里一揣，跟没事人一样问，单位那个锅炉改造的方案定了没有。
李建波走的那天是腊月十九，天冷得水管都冻裂了。宋雅琴在殡仪馆没哭，至少我们单位去的人没看见她哭。她儿子倒是哭得站不住，被她半搀半拽着。她穿一件黑色的羽绒服，头发挽得整整齐齐，脸上没什么表情，跟来吊唁的人一个一个点头，说谢谢，说辛苦了。
后来这五年，她一直单着。
单位里不是没人给她张罗过。工会的张大姐给她介绍过一个，税务局的，也是丧偶，比她大九岁，条件不错。宋雅琴去了，吃了顿饭，回来跟张大姐说，不合适，人家孩子还没结婚，我这拖个半大小子，别耽误人家。张大姐后来又提过两回，她都笑着挡回去了，说，我这岁数了，不折腾了，把儿子供出来就行。
她儿子争气，前年考上了南方一所大学，学计算机。送儿子上学回来那天，她在办公室坐了一下午，我进去送报表，看见她桌上放着一张高铁票，票面上印着G字头，时间是下午三点三十三分。她拿手指头在那张票上摩挲，摩挲了好一会儿，见我进来，把票往抽屉里一塞，抬头说，老周，这个月的电费单子呢。
我跟宋雅琴真正熟起来，是前年冬天的事。
那年腊月，单位搞年终盘点，我在仓库里搬东西，脚下一滑，从货架子上摔下来，左脚踝骨裂。去医院打了石膏，大夫说至少歇六周。我老婆那会儿在杭州给闺女看孩子，回不来。我一个人在家，拄着个拐，做饭都费劲。
宋雅琴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第二天晚上就来了。
她提着一个保温桶，里面是小米粥，还有一碟子凉拌土豆丝。粥熬得稠，土豆丝切得细，放了一点醋和香油。她说，你一个人不方便，我下班顺路，给你带口吃的。
我说宋总这怎么好意思。
她说，下了班就别叫宋总了，叫雅琴就行。
从那以后，她隔三差五就来。有时候带饭，有时候帮我把换下来的衣服扔洗衣机里搅了，有时候什么都不带，就坐在沙发上跟我说话。她说她儿子在学校的事，说儿子谈了个女朋友，是广东的，说话听不懂。她说她婆婆，也就是李建波的妈，今年八十二了，一个人在老房子住，腿脚不好，她每个礼拜去一趟，买点菜，收拾收拾。
她婆婆我知道，姓赵，叫赵桂兰，以前是纺织厂的工人，退休金不高，人瘦小，背有点驼，说话带着浓重的鲁西南口音。李建波是独子，底下有个妹妹，嫁到外地去了，一年回来一趟。李建波走了以后，宋雅琴没断了跟婆婆来往，逢年过节都去，老太太生病住院，也是她跑前跑后。
有一回宋雅琴在我那儿，接了个电话，是她婆婆打来的。老太太在电话里声音挺大，我在旁边都听见了，说家里的灯泡坏了，催她去买。宋雅琴说，妈，我明天上午有个会，下午去行不行。老太太说，下午天就黑了。宋雅琴说，那我现在去。挂了电话，她站起来穿外套，跟我说，老太太一个人，怕黑。
那天外面下着小雪，她骑车去的，来回四十多分钟。回来的时候头发上一层白，手冻得通红，在暖气片上捂了半天。
我说，你对她够可以的了。
她说，建波走的时候，我答应过他，妈那边我不会不管。
就这一句，别的没再说。
今年过完年，单位里传开了一件事。
说宋雅琴在跟一个男的接触，是下面一个分厂的，姓吴，五十三，离了婚，孩子跟了前妻。有人在街上看见他们俩一起吃饭，还有人说看见姓吴的开车送她回家。
传得最凶的是行政办的小李，她说她亲眼看见姓吴的给宋雅琴拎包，两个人从商场出来，宋雅琴还笑。小李说，宋总多少年没那样笑过了。
我听了心里没什么感觉。她四十七，找个伴儿正常。我就是有点别扭，说不上来哪儿别扭。
有一回在楼道里碰见她，她问我，老周，你听见什么了没有。我说听见什么。她说，就那些闲话。我说，听见了，正常。她看了我一眼，说，那个老吴，是我同学的哥哥，找我打听孩子考大学的事，他闺女今年高考。我说，那你不用跟我解释。她说，我不是解释，我是跟你说一声。
后来那个老吴就没再出现过。
再后来，就是那天夜里的事。
那天是四月十九号，礼拜五。下午单位开了个会，散会的时候快六点了。宋雅琴叫住我，说老周你晚上有事没有。我说没事。她说，那你来我办公室一趟，有个事跟你说。
我去了。她办公室在四楼最东头，屋里就一盏台灯亮着。她让我坐，给我倒了杯水，自己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转着一支笔。转了半天，她说，老周，你觉不觉得我这个人挺没意思的。
我说，怎么会。
她说，我这五年，除了上班就是伺候老的伺候小的，我有时候半夜醒了，看着天花板，想我这是图什么呢。
我没接话。
她说，你老婆在杭州，你一个人，我也一个人，咱们俩都这个岁数了，知根知底。
我心里咯噔一下，嘴上说，雅琴，你最近是不是太累了。
她说，我不累，我就是想明白了。
然后她就说了那句话。
不嫌弃的话，我给你当老婆。
我说过，我没敢接话。
我为什么没敢接话，我到现在也说不清。可能是太突然了，可能是她是我领导，可能是我怕单位里的人嚼舌头，可能是我老婆虽然在杭州但毕竟还没离婚，可能是我觉得自己配不上她，也可能就是因为，她婆婆。
对，她婆婆。
那天晚上她走了以后，我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赵桂兰那张脸。瘦小，背驼，说话嗓门大，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灯泡坏了都得等儿媳妇来换。宋雅琴跟我说过，建波走的时候，拉着她的手，别的没说，就说了一句，妈交给你了。
这句话，她记了五年。
第二天早上我七点五十到的单位，刚进楼道就看见办公室门口围了一圈人。张大姐在，小李在，财务的老陈也在，还有几个我不太熟的，都抻着脖子往那边看。
我走过去，拨开人，就看见赵桂兰坐在办公室门口的塑料椅子上。
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底下是黑裤子，脚上一双黑布鞋，鞋面上沾着泥。她手里攥着一个红色塑料袋，里面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的什么。她看见我，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嗓门一下子提起来，说，你就是周成？
我说，大娘，我是。
她说，你出来，我跟你说句话。
那天早上八点二十，整个四楼的走廊里都是赵桂兰的声音。她说，周成，我听说你跟宋雅琴走得近。我说，大娘，我们就是同事。她说，同事？同事她半夜上你家去？我说，大娘，你听谁说的。她说，你别管我听谁说的，我就问你一句，你是不是要娶她。
走廊里安安静静的，那些脑袋一个个缩回去了，门都虚掩着，我知道都竖着耳朵听呢。
我说，大娘，这事不是你想的那样。
赵桂兰说，我想的哪样？我告诉你周成，宋雅琴是我李家的媳妇，建波走了她也是我李家的人。她要是想往前走一步，我不拦着，她才四十七，守到哪年是个头。可是她不能找你。
我说，为什么不能找我。
老太太把手里那个红塑料袋往地上一放，说，你老婆还没死呢。
这句话像一巴掌，抽在我脸上。
我老婆确实还在。我们没离婚。她在杭州看外孙，一年回来两趟，我们俩电话都很少打。这日子过得跟离了也差不多，可毕竟没离。
赵桂兰又说，你要是个光棍，我二话不说，你娶她我认。可你不是。你让宋雅琴跟一个没离婚的男人，你让她以后怎么做人？她在单位是领导，底下几百号人看着，你让她脸往哪搁？
我说，大娘，你想多了，我跟雅琴真没什么。
老太太说，没什么她半夜去找你？没什么你叫她雅琴？
她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她从那个红塑料袋里掏东西，掏出来一沓子纸，是医院的单据，还有一张照片。照片是李建波的，年轻时候的，穿一件白衬衫，站在一个公园门口，笑得露出一口牙。
赵桂兰把照片举到我脸前，说，你看看，你看看我儿子。他走的时候跟我说，妈，雅琴还年轻，你别拦着她。可他说这话的时候，手是凉的，他是不舍得。他是不舍得啊。
老太太蹲在地上，头埋在膝盖里，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站在那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宋雅琴那天上午没来。她那天去市里开会，下午两点多才回来。她回来的时候，赵桂兰已经走了，是被张大姐和小李搀走的。老太太走的时候，把那个红塑料袋留下了，里面除了照片和单据，还有一双鞋，男式的，黑色的，旧但是擦得干干净净。
是李建波的鞋。
宋雅琴回来听说了这事，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下午，没出来。快下班的时候，我去敲门，她说进来。我进去，看见她面前摊着那双鞋，她拿手指头在鞋面上划来划去。
她说，我妈送来的？
我说，嗯。
她说，她说什么了？
我说，也没说什么，就是不太愿意。
她笑了一下，笑得特别淡，说，她当然不愿意。
然后她把鞋装回袋子里，拉上拉链，放在桌子角上。她说，老周，昨晚的事，你就当我没说过。
我说，雅琴。
她说，真的，当我没说过。你回去吧。
我走到门口，她又叫住我，说，老周，你别怪我妈，她这辈子就建波一个儿子，她心里那个坎儿，过不去。
我说，我没怪她。
她说，那就行。你走吧。
那之后有半个多月，我跟宋雅琴没怎么说话。在单位碰见了，就是点个头。她该开会开会，该签文件签文件，跟没事人一样。我也照常管我的仓库，抄我的水电表。
可是单位里的闲话没停。
有人说我跟宋雅琴有事，被她婆婆抓了个正着。有人说宋雅琴倒贴，我一个管仓库的还端上了。还有人说赵桂兰那老太太厉害，一个人把儿媳妇的事搅黄了。
这些话传到我老婆耳朵里了。
五月初的一天晚上，我老婆从杭州打来电话。她头一句就是，周成，你在家干什么呢。我说没干什么。她说，我怎么听说你跟你们那个女领导搞到一块儿去了。我说你听谁胡说的。她说，你别管我听谁的，我就问你有没有。我说没有。她在那头沉默了半天，说，周成，我十月一就回去了，到时候再说。
挂了电话，我在阳台上站了半宿。
五月十七号，赵桂兰又来了。
这回她没堵办公室，她堵的是我家。
那天是礼拜六，我上午去菜市场买了点菜，回来就看见她坐在我家单元门口的台阶上。她提着一个保温桶，见了我，站起来，说，周成，我给你炖了排骨。
我说，大娘，你这是干什么。
她说，我上回说话难听，你别往心里去。我就是心里着急。我这么大岁数了，没别的念想，就盼着雅琴好。她好，我孙子就好。可我就是怕她走错路。
她把保温桶递给我，说，你吃，我炖了一上午。
我接过来，桶身还是烫的。
她又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叠得方方正正的，递给我。我展开一看，是一张化验单，宋雅琴的，日期是今年三月。上面有一项指标画了红圈，我看不懂，但是下面医生的字我认出来了，写着建议复查。
赵桂兰说，这是我在她家抽屉里翻出来的。她不说，我装不知道。可我夜里睡不着啊。她一个人，万一有个好歹，谁管她。
老太太说完，转身就走了，背驼着，脚步慢慢挪。
我拿着那张化验单，在楼下站了好久。
后来我托人打听过，宋雅琴三月确实去复查了，没什么大事，就是甲状腺有个结节，良性的，大夫说观察就行。可这事她没跟任何人说，一个人去的医院，一个人拿的报告。
五月二十号，单位组织体检。体检完那天下午，宋雅琴把我叫到办公室。
她说，老周，我下个月调走了。
我说，调哪儿。
她说，省公司，借调，一年。
我说，怎么这么突然。
她说，不突然，年初就定了，我一直没跟你说。
我看着她的脸，她瘦了，下巴都尖了。
她说，老周，我妈那天去找你的事，我知道了。她那人就是那样，一辈子操心的命。你别恨她。
我说，我不恨她。
她说，我走之前，有句话想跟你说清楚。那天晚上我说那话，不是一时冲动。我这个人，不会说那些花里胡哨的。我就是觉得咱俩合适，你人实在，话不多，心眼好。可我妈说得对，你有家，我不该开那个口。
我说，雅琴。
她说，你听我说完。我不怪你那天没接话，换了我，我也不知道怎么接。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说那句话的时候，是真的。
她说完，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说，这是我妈那天落下的，你帮我还给她。她岁数大了，有些事不明白，你别跟她计较。
我接过信封，没打开。
六月三号，宋雅琴走了。单位派了辆车送她，我站在办公楼门口看着那辆车拐出大院。那天太阳挺大，照得地上的柏油路发软。
她走以后，我去了趟赵桂兰家。
老太太住在城西的老纺织厂宿舍，六楼，没电梯。我爬上去，敲门，她开的门。看见是我，愣了一下，然后说，进来吧。
屋子不大，收拾得挺干净，就是东西多，柜子上摆着李建波的照片，好几张，从年轻时候到生病前都有。茶几上放着一个搪瓷缸子，里面泡着茶叶，缸子边上掉了几块瓷。
我把信封放在茶几上，说，大娘，这是雅琴让我还给你的。
老太太拿起来，拆开，里面是那张化验单，还有一张存折。她翻开存折看了看，手抖了一下。
我问她，这是什么。
她说，这是建波走的时候单位给的抚恤金，还有她这几年每个月给我存的钱。她一分没动。
老太太把存折合上，放在膝盖上，半天没说话。
后来她说，周成，你知道我那天为什么去找你吗。
我说，知道。
她说，你不知道。我去了，不是不让她往前走。我是怕她往前走的那个人不是你。
我看着她。
她说，雅琴这孩子，命苦。建波病了那两年，她白天上班晚上伺候，没睡过一个整觉。建波走了，她五年没笑过。就去年冬天，有一回我去她家，看见她在阳台上晾衣服，嘴里哼着歌。我问她哼什么呢，她说不知道，瞎哼的。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她在你那儿吃了顿饭。
老太太说着，把存折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
她说，这钱我不能要，你帮我还给她。你跟她说，妈不拦她了，妈什么也不拦了。
我说，大娘，她调走了。
她说，我知道。我就是想跟她说这句话。
我下楼的时候，天快黑了。走到三楼拐角，听见楼上门响了一下，然后是老太太的声音，哑哑的，说，周成，你等下。
我站住。
她从楼上探出半个身子，手里举着那个装鞋的红塑料袋。她说，这个你拿着，建波的鞋，她没带走，你给她寄过去。她给建波买的，他穿了两回，就穿了两回。
我接过来，塑料袋在手里沉甸甸的。
那双鞋我寄出去了，寄的是宋雅琴省公司的地址。快递单上收件人写的是宋雅琴，寄件人我没写名字，就写了老周。
过了大概十来天，我收到一条短信，陌生的号码。短信就四个字，鞋收到了。
我没回。
那之后，日子还是照常过。我每天七点四十到单位，开仓库的门，抄水电表，中午在食堂吃饭，下午五点下班。宋雅琴的办公室换了个新来的副总，姓刘，比我小两岁，见面就喊我老周，客客气气的。
我老婆十月一回来了，到现在也没再提那档子事。我们俩还是那样，她做饭我洗碗，晚上她看手机我看电视，到点关灯睡觉。
赵桂兰老太太那儿我隔俩月去一趟。她腿越来越不好，我给她买了个电暖气，她嫌费电，不怎么开。她跟我说，雅琴过年的时候给她打过电话，没说几句，就问身体咋样，说省城那边忙。
上个月，我在仓库整理旧货架，翻出来一个纸箱子，里面是以前的技术档案。我打开翻了翻，看见一个牛皮纸袋，上面有李建波的名字。我抽出来看，是一份手写的技术方案，字迹工工整整，落款日期是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二号，那是他查出病之前的两个月。
方案最后一页空白处，有人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我凑近了看，写的是：雅琴胃不好，早上别忘了熬小米粥。
字写得有点潦草，跟前面的工整不一样，像是随手记的。
我把那张纸放回去，把箱子合上，放回了货架。
货架的角上，落了一层灰。
那天下午我坐在仓库里，看着窗外，什么也没干。下班铃响了，我锁上门，骑车回家。路过城西那片老宿舍楼的时候，我抬头看了一眼，六楼那扇窗户亮着灯，昏黄昏黄的。
我骑过去了。
回到家，我把冰箱里那袋小米拿出来，熬了一锅粥。粥在锅里咕嘟咕嘟响，我站在灶台边上看着，想起那年冬天宋雅琴给我送粥，保温桶的盖子拧得特别紧，我拧了半天才拧开。
粥熬好了，我盛了一碗，放在桌上。
我没喝。
你们说，那天晚上她站在我家门口，我要是接了她那句话，现在会是什么样。还有赵桂兰，这老太太到底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我自己是想不明白了。你们家里老人到最后那段日子，都是怎么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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