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死得太突然了。1931年11月19日，飞机撞上济南开山，36岁，人没了。没留下遗书，没留下离婚协议，连一句正式的告别都没有。所以“准备离婚”这四个字，是一个永远无法被证实、也永远无法被证伪的假设。
但为什么这个说法会流传？因为徐志摩最后两年的日子，确实过到了过不下去的边缘。
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烧钱”的。
1926年结婚，证婚人梁启超在婚礼上当众说了一句：“祝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 这话听着像祝福，其实是警告。梁启超看出来了，这两个人靠“浪漫”撑不起日子。
果然。到了上海，陆小曼的挥霍变本加厉。她出入夜总会，玩到天亮才回家，吃大菜、票戏、逛赌场，一掷千金。徐志摩的父亲一气之下，经济上跟他们一刀两断。
比钱更致命的，是翁瑞午。
陆小曼身体不好，找来世家子弟翁瑞午替她推拿。一来二往，两个人“很快堕入情网，难舍难分”。陆小曼还从翁瑞午那里学会了抽鸦片。
徐志摩忍了。他劝陆小曼戒烟，劝她北上跟他一起生活。陆小曼不听。她留在上海，继续跟翁瑞午躺在一张烟榻上，吞烟吐雾。
1931年11月17日，最后一根稻草落下来了。
那天晚上，徐志摩从北平回到上海。他推开门，看到的是喝得烂醉的陆小曼。第二天，陆小曼当着他的面抽鸦片，还让翁瑞午给她按摩。
徐志摩忍无可忍，跟她吵了起来。陆小曼操起烟灯朝他砸过去，金丝眼镜被摔得粉碎。
徐志摩转身出了门。
两天后，他死了。
他生前日记里有没有“预兆”？
有。但那些“预兆”不是“离婚计划”，是彻底的疲惫和绝望。
他在日记里写过一句话，被研究者反复引用：“厌恶的出发点也不一定是身体，但厌恶到了身体，也就到了顶点。” 还有那首《生活》，写于1929年：“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
一个诗人，把婚姻写成了“甬道”和“天光不见”，你说他那时候在想什么？
但“想过离婚”和“准备离婚”，是两码事。
徐志摩的朋友劝过他分手。他的回答是：“那就会把小曼毁了，此生绝不负小曼。”
他抱怨陆小曼挥霍，但他照样替她找钱、替她卖字画、替她做房产中介。他死前最后一次南下，就是为了谈两笔房产交易，如果办成，能拿到一千多块中介费，够填一阵子窟窿。
他坐那架免费的邮政飞机北上，也是为了省钱。他舍不得买火车票，就去蹭航空公司的免费机票。那架“济南号”上，除了两个驾驶员，只有他一个乘客。
所以，一个“准备离婚”的人，会为了省火车票钱去坐免费飞机，只为了省下钱给妻子花吗？
他死后，陆小曼才真的“醒”了。
噩耗传来，陆小曼起初不信。证实之后，她“一下昏厥了”。醒来后嚎啕大哭，直到眼泪哭干。
但她戒不掉鸦片，也戒不掉翁瑞午。此后二十多年，她跟翁瑞午同居。
回到那个问题：徐志摩坠机前，准备和陆小曼离婚吗？
史料给不出答案。
能确定的是：他们的婚姻已经烂到了根子里。钱没了，信任没了，陆小曼跟翁瑞午的关系摆在那里，徐志摩的忍耐到了极限。
但“准备离婚”需要行动：谈条件、找律师、写协议。这些，一样都没留下。他最后一次离家，是负气出走，不是协议分居。他登机前还给陆小曼写信，说徐州有大雾，头痛不想走了。
一个真准备离婚的人，不会在起飞前给妻子写这种信。
他可能真的想过。但他没来得及做。
36岁，一架邮政飞机，一场大雾。所有“如果”和“可能”，都撞碎在济南的开山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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