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了阿联酋才懂:在阿拉伯人眼里,中国人远比他们想象的更强大
老赵在迪拜机场的海关柜台前站了足足二十分钟,那个穿白袍的阿拉伯官员翻来覆去地看他的护照,又翻来覆去地看电脑屏幕,眉头皱得像沙漠里的沙丘。老赵心里发毛,他一句阿拉伯语不会,英语就会那么几句,还是年轻时在东莞工厂跟外国客户学的,磕磕绊绊的。他正想掏手机找翻译软件,那个官员忽然抬起头,用带着浓重口音的中文问了一句:“你是中国人?”
老赵愣了一下,赶紧点头:“对对对,中国人。”
官员的眉头一下子松开了,嘴角甚至往上提了提,啪地在护照上盖了章,递还给老赵。然后他用中文说了一个词——“欢迎。”
老赵拿着护照往行李提取处走,心里还在琢磨这件事。他以前去过不少国家,过海关被盘问是常事,有时候还得被拉到小屋子里等半天。可在迪拜,那个官员一听他是中国人,态度立马就变了。老赵回头看了一眼那个还在埋头盖章的官员,心里犯嘀咕:这地方的人,对中国人怎么这么客气?
他是头一回来阿联酋。这次来,是给迪拜的一个中资建筑公司送一批特种钢材。他做钢材贸易二十多年了,在广东佛山有自己的档口,这几年国内生意不好做,就想着往中东闯一闯。来之前他心里没底,脑子里全是新闻里那些关于中东的片段——战乱、冲突、宗教规矩多、女人蒙面、男人穿袍。他老婆甚至劝他别去,说那边不安全,万一碰上什么事,语言又不通,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老赵嘴硬,说怕什么,咱们中国人现在走到哪都吃得开。可心里其实也在打鼓。
出了机场,热浪扑面而来。那种热跟广东不一样,广东是闷热,汗黏在身上出不去。迪拜的热是干热,像站在一个巨大的烤箱门口,风都是烫的。老赵赶紧钻进出租车,把空调出风口对着脸吹。司机是个巴基斯坦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用英语问:“Chinese?”
老赵说:“Yes。”
司机笑了,一路上开始用夹杂着乌尔都语的英语跟他聊天。老赵听懂了一半,大意是说中国好,中国跟巴基斯坦是兄弟,他最喜欢中国人。老赵客气地点头,心里却在想,这司机是不是对每个中国人都这么说?
到了公司安排的公寓,安顿下来之后,老赵给老婆打了个电话报平安。老婆问他那边怎么样,他说刚落地,还没看清楚。老婆嘱咐他少出门,别跟陌生人说话,注意安全。老赵嗯嗯啊啊地应着,挂了电话,站在阳台上往外看。
楼下是一条宽阔的马路,车流不息,清一色的白色和银色越野车,偶尔夹着几辆跑车,发动机的声音在楼宇之间嗡嗡回响。马路对面是一排摩天大楼,玻璃幕墙在夕阳里闪着金光。更远处,隐约能看到一栋极高的塔楼,在暮色里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老赵知道那是哈利法塔,世界第一高楼。他以前在电视上看过,觉得遥不可及。可现在它就立在那儿,离他不到十公里。
他忽然想起自己年轻时第一次去深圳,站在国贸大厦楼下仰头看,觉得脖子酸。那时候他二十出头,从潮汕农村出来,口袋里揣着两百块钱,想着在这座城市闯出一片天。后来他确实闯出来了,从工地小工做起,做到包工头,再做到钢材贸易,在佛山买了房,把老婆孩子从老家接过来,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可他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他会站在迪拜的阳台上,看着这个用石油美元堆出来的城市,心里想着怎么把生意做到这里来。
第二天一早,合作公司的项目经理来接他去工地。项目经理姓马,宁夏人,在阿联酋待了八年了,阿拉伯语说得跟当地人一样溜。马经理四十出头,晒得黝黑,戴着一顶安全帽,说话语速很快。
“赵总,你这次来对了。”马经理一边开车一边说,“迪拜这边现在到处在搞建设,世博会之后又有一批新项目。钢材需求大得很。本地人做这个的不多,都是我们在做。你只要把货供好,价格合适,不愁没生意。”
老赵问:“本地人为什么不自己做?”
马经理笑了一声:“本地人?你是说那些穿白袍的?他们才不干这个。他们要么在政府上班,要么开公司当老板,最不济的也有地租收。干活的是我们,是巴基斯坦人,是印度人,是孟加拉人。”
“那他们干什么?”
“他们指挥。”马经理打了把方向盘,车子拐上了一条更宽的马路,“我跟你说,你在迪拜待久了就明白了。这个地方,阿拉伯人是老板,欧美人是高管,印巴人是中层和劳工,咱们中国人——咱们中国人什么都干。开公司的、搞工程的、做贸易的、开餐馆的,什么都有。而且咱们干得比他们都好。”
老赵听着,没说话。他透过车窗看着外面的街景。路边是一排排的椰枣树,树干粗壮,叶子在热风里纹丝不动。人行道上偶尔走过几个穿白袍的男人,步伐从容,手里拿着手机。路边的小店里,坐着穿工装的南亚面孔,在阴凉处喝着茶。再远处,是一大片正在施工的工地,塔吊密得像树林,脚手架上爬满了工人。老赵注意到那些工人的肤色——大多是深色的,南亚人,也有几个东亚面孔。
“那些是中国人?”他指着工地问。
马经理看了一眼:“有几个是。但大部分是孟加拉和印度的。咱们中国人现在很少干这种体力活了,都是带班、管现场、搞技术。体力活都让南亚人干了。”
老赵想起自己年轻时在深圳工地上搬砖的日子。那时候他也是一身臭汗,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累得倒头就睡。现在呢?他在迪拜的工地上,看到的中国人是管事的,是看图纸的,是跟业主谈合同的。那些真正流汗的人,换成了更穷国家的人。
这个变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他说不上来。可他忽然觉得,这个变化挺大的。
到了工地,马经理带他去看现场。那是一个大型商业综合体,好几栋楼同时在建,最高的那栋已经封顶了。老赵仰头看着那栋楼,心里算了一下——大概有五十多层。楼体已经装上了玻璃幕墙,在太阳底下反射着刺眼的光。楼下停着一排水泥罐车,泵车伸着长长的臂架,正在往上面浇筑。
马经理指着那栋楼说:“这栋楼用的钢材,有一部分就是你上次发过来的那批。业主验收了,质量没问题。所以这次才让你继续供货。”
老赵点了点头,心里踏实了一些。他正要说话,旁边走过来一个穿白袍的阿拉伯人。那人身材高大,白袍一尘不染,头巾也缠得一丝不苟,脸上架着一副墨镜。马经理赶紧迎上去,用阿拉伯语跟他打招呼。两个人说了几句话,那个阿拉伯人把墨镜摘下来,看了老赵一眼,然后用英语问:“你就是供应商?”
老赵的英语不太好,磕磕绊绊地说:“Yes, I am from China.”
那个阿拉伯人忽然笑了。他的英语很流利,带着一点英国口音:“我知道你是中国人。我是在问,你就是那个给我们供钢材的赵先生?”
老赵点头。
阿拉伯人伸出手来,跟老赵握了握。他的手很干燥,很有力。“我叫哈立德。这个项目的业主代表。”他用英语慢慢说,大概是照顾老赵的英语水平,“马经理跟我说了,你们的钢材质量很好。我用过很多国家的钢材,德国的、日本的、韩国的,但你们的性价比最高。了不起。”
老赵听懂了“了不起”这个词。他有些意外,又有些得意。他做了二十多年钢材生意,国内客户夸他,同行夸他,可被一个阿拉伯人当面夸“了不起”,这还是头一回。
哈立德又说了几句话,大意是让马经理好好招待老赵,有什么需要尽管提。然后他戴上墨镜,转身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白色越野车。车子发动,消失在工地的扬尘里。
老赵看着那辆车的尾灯,问马经理:“他刚才说的那些话,是客气还是真的?”
马经理笑了:“客气当然有。但也不全是客气。哈立德这个人我认识好几年了,他说话比较直。他说你钢材好,那就是真好。你知道他为什么对我们中国人印象好吗?”
“为什么?”
“因为咱们能干。”马经理点了根烟,蹲在阴凉处,“哈立德负责这个项目的材料采购。他跟我说过,他以前跟印度供应商合作,签了合同,货期一拖再拖,质量还老出问题。跟土耳其供应商合作,价格倒是便宜,可交货的时候缺斤少两。后来找了中国的供应商,合同怎么写的就怎么来,说什么时候到就什么时候到,质量还比合同上写的还好。”
他吸了一口烟,接着说:“哈立德有一次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你们中国人做生意的规矩,跟我们这里的规矩不一样。我们这里的规矩是——差不多就行。你们的规矩是——必须按合同来。他说他一开始不习惯,后来发现跟中国人做生意最省心。”
老赵听完,心里有些触动。他在国内做生意,觉得按合同办事是天经地义的。签了字盖了章,该什么时候交货就什么时候交货,该什么质量就什么质量。这不是最基本的要求吗?可到了这里,他才知道,这个“最基本的要求”,在很多地方其实是“最高的要求”。
那天晚上回到公寓,老赵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哈立德说的那些话,想起马经理说的那个词——“省心”。他做了大半辈子生意,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一直遵守的那个“规矩”,在别人眼里,原来是一种本事。
第二天,马经理带他去迪拜的老城区转转。老城区在迪拜河的另一边,跟新城隔水相望。这边没有摩天大楼,没有豪华商场,全是低矮的阿拉伯老房子,土黄色的墙,窄窄的巷子,巷子里挂满了各种招牌——卖香料的、卖布料的、卖黄金的。街边的小店里坐着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伙计,见人就吆喝。
老赵跟着马经理在巷子里穿行。空气里混着香料味、烤肉味和河水的腥味。他看见一个卖藏红花的店铺,门口摆着一排小玻璃瓶,里面装着深红色的花丝。老板是个巴基斯坦老头,用中文喊了一句:“老板,进来看看!便宜!”
老赵愣了一下。他没想到在这里能听到中文。
马经理笑着说:“这边做生意的人,多多少少都会几句中文。不会说的也在学。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中国游客多?”
“游客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中国是这边最大的贸易伙伴。你去迪拜的任何一个市场,问那些做生意的人,他们最想跟哪个国家的人做生意?答案都是中国。中国人的购买力强,中国人爽快,中国人付钱不拖。”
老赵在一家香料店门口停下来。店老板是个中年男人,一看就是南亚裔,留着胡子,戴着小帽。他用中文说:“你好,进来看看。”
老赵进去了。店里面挂满了各种香料,一袋一袋地堆在地上,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气味。老板问他从哪来,他说中国。老板眼睛一亮,开始用夹着英文和中文的话跟他聊天。老赵听了个大概,大意是他以前在义乌待过三年,专门采购小商品运回迪拜卖。后来回到迪拜开店,现在从中国进口香料和干果,生意还不错。
“中国好。”老板竖起大拇指,“东西便宜,质量好,发货快。我在义乌的时候,认识了好多中国朋友。他们对我很好。”
老赵问他:“你觉得中国人怎么样?”
老板想了想,说:“能干。真的能干。我早上八点去义乌的市场,他们已经在干活了。我晚上八点走,他们还在干活。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能干的人。”
老赵笑了。这句话他听过很多次。在非洲,在东南亚,在中东,别人夸中国人,用得最多的词就是“能干”。可他以前没太在意,觉得“能干”不就是说你能吃苦嘛,没什么了不起的。可这一次,站在迪拜的老巷子里,听着一个南亚老板用不标准的中文夸中国人“能干”,他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情绪。
他想,也许“能干”这个词,在这些地方,比“聪明”“有钱”都更值钱。因为“能干”意味着你愿意付出,意味着你靠谱,意味着你说到做到。这些东西,不是有钱就能买来的。
从香料店出来,马经理又带他去了一家阿拉伯餐厅吃饭。餐厅不大,墙上挂着波斯地毯,角落里摆着一个大水烟壶,几个阿拉伯人坐在靠窗的桌子上抽水烟,烟雾缭绕。马经理点了羊肉抓饭和烤鱼,还有一壶薄荷茶。
两个人边吃边聊。马经理给他讲了很多这边的事——这边的中国人怎么工作,怎么生活,怎么跟当地人打交道。他说这边的中国人都挺抱团的,有什么事互相帮忙。可不像有些国家的移民,一盘散沙。
“我跟你说个事。”马经理倒了杯茶,喝了一口,“有一年,我们公司接了一个政府项目,工期特别紧。业主说,如果按时完工,给奖金;如果延期,罚款。我们算了算时间,觉得够呛。可老板说,接。然后我们整个项目部的人都拼了。白天干,晚上也干。中国工人不够,就从国内调。最后提前半个月完工。业主特别高兴,请我们所有人吃饭。那个业主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记到现在。”
“什么话?”
“他说,你们中国人做成这件事,我们阿拉伯人觉得不可思议。他说,在他们的观念里,一件事如果太难,那就不做。可你们中国人不一样,越难越要做。不但要做,还要做好。他说,这就是你们中国人比我们强的地方。”
老赵把一块羊肉放进嘴里,慢慢嚼着。羊肉炖得软烂,香料的味道渗进了肉里,好吃得很。可他心里想的不是羊肉,而是马经理说的那番话。
他想起来阿联酋之前,他的一个老客户跟他说的话。那个老客户在迪拜做了十几年生意,跟他说:“老赵,你去了迪拜就知道了。在阿拉伯人眼里,中国人远比咱们自己想象的更强大。你以为你只是来卖钢材的?在他们眼里,你是代表着一种力量来的。那种力量叫做——说到做到,不怕吃苦,能把事情做成。”
老赵当时没太听懂。可现在,他好像有一点明白了。
接下来的几天,老赵跟着马经理跑了好几个工地,见了几个客户,谈了几笔生意。他发现,这边的生意比他想象的好做。客户听说他是中国人,态度都很好。有个客户甚至说,他宁可用中国的钢材,价格贵一点也愿意,因为放心。
老赵问他为什么对中国的钢材这么放心。那个客户说,他以前用过欧洲的钢材,质量是好的,可发货慢,出了问题推来推去。后来用了中国的,发现问题很少,偶尔有问题,一个电话打过去,对方马上派人来处理。时间长了,他就认准了中国供应商。
“你们中国人做生意讲信用。”那个客户说,“信用这个东西,在这里很值钱。”
老赵点头。他想,在国内做生意,讲信用也是基本要求。可到了这里,他又一次意识到,那些在国内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在这里,原来是一种稀缺品。
第六天晚上,哈立德请老赵吃饭。地点在迪拜市中心的一家高档餐厅,窗外就是哈利法塔,塔身上的灯光每隔几分钟变一次颜色,红的、蓝的、绿的、紫的,映得整个夜空都亮堂堂的。
哈立德穿了一件深蓝色的阿拉伯长袍,没有戴头巾,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他比工地上看着年轻一些,说话也更放松。他点了很多菜,有阿拉伯的,也有西式的,还特意给老赵要了一壶中国茶。
“赵先生,你在迪拜还习惯吗?”哈立德用英语问。他的语速比之前慢,大概是知道老赵的英语水平。
老赵说:“习惯。比我想的好。”
哈立德笑了:“你来之前,是不是觉得我们这里很乱?”
老赵有些不好意思地点头。
哈立德说:“很多人对阿联酋的印象都是那样。其实我们这里很安全,比很多欧美城市都安全。而且我们欢迎中国人。你知道为什么吗?”
老赵摇头。
哈立德放下手里的叉子,认真地说:“因为你们中国人跟别人不一样。我做过很多国家的项目,见过很多国家的公司。欧洲的公司技术好,但太慢,太贵,太讲条件。印度公司价格便宜,但质量不稳定,经常出问题。美国公司什么都要按他们的规矩来,不太考虑我们的实际情况。只有中国的公司,又能干,又便宜,又能商量。最重要的是,你们说到做到。”
他顿了顿,又说:“我父亲那一辈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他们觉得中国很穷,很落后。可我这一代人不一样。我们去过中国,或者在阿联酋见过中国人做事。我们知道中国现在是什么样子。你们的城市比迪拜还现代,你们的技术比我们还先进,你们的工人比我们最能干的工人还能干。可你们从来不炫耀。你们就是闷头做事,做完了就走。这一点,我们阿拉伯人很佩服。”
老赵听着,觉得脸上有点发热。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想客气两句,说“哪里哪里”,可话到嘴边又觉得不太合适。他不是代表自己来的,他说的每一句话,在哈立德眼里,都代表着中国。他不想说那些虚头巴脑的话,可又不知道实话该怎么说。
最后他只说了一句:“我们中国人,就是想把日子过好。”
哈立德点了点头:“对。你们想把日子过好。我们阿拉伯人也想把日子过好。可我们过好日子的方式跟你们不一样。我们有石油,所以我们有钱。你们没有石油,所以你们只能靠脑子、靠双手。可最后你们比我们过得还好。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们中国人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
那天晚上回到公寓,老赵站在阳台上抽了一根烟。远处的哈利法塔还亮着灯,像一根巨大的荧光棒插在城市中间。楼下车流不息,车灯连成两条光带,一条白色,一条红色,在夜色里缓缓流动。更远处,是黑沉沉的沙漠,再远,就是海。
他掏出手机,给老婆发了一条微信:“这边挺好的,别担心。”
老婆秒回:“生意谈得怎么样?”
“还行。过几天就回去了。”
“注意身体,别太累。”
“知道了。”
他把手机揣回兜里,继续抽烟。烟雾在夜风里散开,很快就没了踪影。他想起这几天遇到的人,遇到的事,想起哈立德说的那些话。他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变,可他说不清是什么。也许是看自己的眼光变了。以前在国内,他觉得自己就是个做钢材生意的小老板,没什么了不起的。可在这里,他忽然发现,自己身上那些最普通的东西——守时、靠谱、能吃苦、说到做到——在别人眼里,是一种了不起的品质。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品质。这是他们这代人的品质。是千千万万个跟他一样,从穷日子里熬出来,靠双手和脑子改变命运的中国人共同的品质。这些东西在国内不觉得珍贵,可到了外面,才知道它是多么稀缺。
他想,也许这就是哈立德说的“强大”。不是楼有多高,路有多宽,钱有多少。而是你身上有别人没有的东西,而你还不自知。
回国的飞机上,老赵旁边坐了一个年轻的中国人,二十多岁,戴着眼镜,穿着格子衬衫,一看就是做技术或者贸易的。年轻人主动跟他搭话,问他去阿联酋做什么。老赵说做钢材生意。年轻人说他是做太阳能板的,去迪拜参加一个展会。
“你觉得迪拜怎么样?”年轻人问。
老赵想了想,说:“比我想的好。”
“哪里好?”
“人好。”老赵说,“对我们中国人好。”
年轻人笑了:“那是因为我们强大了嘛。”
老赵看了他一眼。年轻人的语气里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自信。那是年轻一代特有的自信,他们生下来中国就已经在变强了,他们没见过中国穷的时候,没经历过被人看不起的时候。在他们看来,中国强大是理所当然的,外国人尊重中国人也是理所当然的。
可老赵不一样。他经历过被人看不起的日子。那时候他去东南亚进货,海关的人故意刁难他,就因为他拿的是中国护照。那时候他在广交会上跟外国客户谈生意,对方一听他是中国来的,价格就往下压。那时候“中国制造”是廉价、低质的代名词。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在迪拜,别人一听他是中国人,眼神就变了。那种眼神,老赵太熟悉了——那是羡慕,是佩服,是尊重。以前是他看别人的眼神,现在轮到别人看他了。
“你说得对。”老赵对年轻人说,“是因为我们强大了。可这个强大,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几代人一点一点干出来的。”
年轻人点了点头,没再说话。飞机开始滑行,引擎发出低沉的轰鸣。老赵靠着椅背,闭上眼睛。他想起哈立德说的那句话——“你们中国人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他在心里把这句话翻来覆去地嚼着,嚼出了很多层味道。
有自豪,有感慨,也有一点说不清的沉重。
因为强大不是终点。强大意味着更多的责任,更多的期待,更多的目光。你做得好了,别人觉得理所当然。你做得不好,别人会觉得失望。这种期待,是压力,也是动力。
飞机升上天空,迪拜的灯火在下面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云层里。老赵睁开眼,看着窗外的黑暗。他想,等回到佛山,他得跟那些老伙计们说说这次的经历。他要告诉他们,在很远的地方,有一群人,比他们自己更相信他们能行。
你说,这种“强大”到底是什么?是钱吗?是技术吗?还是那些最普通的东西——守时、靠谱、能吃苦、说到做到?如果是后者,那我们每个人身上,是不是都带着这种“强大”的一部分?只是我们自己,从来不知道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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