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给李白写碑阴记，开头两句，没有一个字是客气话。
◎李太白，狂士也。又尝失节于永王璘，此岂济世之人哉？
这是给偶像写的碑文。头一段先把两个污点亮出来，一个狂，一个站错了队，末了补一刀：这种人成不了大事。放到今天，等于给老前辈写悼词，开口就是“性格有问题，履历有污点”。
给人立碑，通常把好话说满。苏轼偏要先说坏话，再自己一条一条驳回去。碑文的分量，全压在这个靶子上。
先说狂。
《旧唐书》记李白入京那段，写得很平静：
◎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
皇帝要新歌词，翰林供奉在酒馆里睡着了。用水泼醒，提笔就写，一会儿十几首，皇帝很满意。
同一部史书，紧接着一句：
◎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
还是醉，还是在皇帝跟前。上一句是产出，这一句是代价。伸脚让当朝最红的太监脱靴，然后被撵走，因果关系，史官只用了四个字。他在长安待了不到两年。让皇帝高兴的是酒，让皇帝下不来台的也是酒，李白没有办法只留一半。
这件事的真假，后世学者争了很多年。苏轼不争，直接拿来当证据：
◎士以气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已气盖天下矣。
读书人靠什么立身，靠一口气。满朝公卿都在巴结高力士的时候，有一个人没弯腰。后人拿这件事笑他情商低，苏轼拿它认定他的骨头。
再说永王。
那时长安已经丢了，玄宗逃去了蜀地。李白离开长安十二年，没再得到过一个正经位置。永王李璘带兵东下，请他入幕，他去了。李璘很快被朝廷当成叛逆，兵败，李白下浔阳狱，流放夜郎，走到半路遇赦。
入幕那阵子，他写过十一首《永王东巡歌》，里面有一句：
◎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一个把自己想成谢安的人，走进了一个谋反的幕府。
苏轼替他辩护。辩护词有两层，第一层是这样的：
◎太白之从永王璘，当由迫胁。不然，璘之狂肆寝陋，虽庸人知其必败也。
第二层是逻辑：
◎太白识郭子仪之为人杰，而不能知璘之无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
《新唐书》里有这段旧事。李白早年在并州见过郭子仪，那时郭子仪犯了事，是李白出手救下的。后来李白下狱，郭子仪请求解去自己的官职来赎他。一个能在人堆里认出郭子仪的人，怎么会认不出李璘是个草包？苏轼的结论只有一个，一定是被逼的。
可是回头看第一层。庸人都看得出来必败，这句话是苏轼自己写的。庸人，就是普通人。普通人看得出来的事，李白看不出来。“当”是推断，“不然”是退路。这扇门关得很用力，用力到能看见他自己留的那条缝。
李白一生的痛点，就在这条缝后面。
让他在殿上不肯弯腰的那股气，和让他看不见永王必败的那股气，是同一股。一个从来不看人脸色的人，没有“看人”这项功能。在高力士面前用不上，到了要判断谁能赢的时候，要命。
放到今天的公司里，就是那个全员会上敢当面说老板方案不行的人，也是那个拿着期权跳去一家没人看好的创业公司、还觉得自己押中了的人。同一个人，同一种性格。
他死前留下一首 《临路歌》 ，传为绝笔：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
一只鸟，在半空里折了。
苏轼在碑文开头就写了，狂士也。后面所有的字，都是给这一个字作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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