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的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山色转深，关坪乡高明村平均海拔2527米，风一吹，白芸豆藤蔓上的豆荚轻轻碰在一起，像谁在悄悄鼓掌。大理大学派驻高明村驻村第一书记苏子峰蹲在地埂上，指甲缝里嵌着泥，手里捏着一截豆角：“成了，今年这豆子饱。”

近日，吉林省吉林市，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发布。屏幕那头念出“苏子峰”三个字时，他刚从云龙赶回大理大学，裤脚还挽着，鞋底沾着高明村的红土。

2007年3月，苏子峰第一次下派，去的是云龙县团结乡。山民世世代代养土猪，听说要养新品种的白猪，都摇头：“我们这冷凉地方，白猪养不活。”苏子峰不争辩，挨家挨户找示范户，带着人干给群众看。当年示范户卖了猪，票子揣进兜，山民服了。

2009年，他第二次下乡，任关坪乡挂职副乡长。2010年春天，关坪遭遇百年大旱，大发、大箐盆两个村组38户人畜饮水告急。苏子峰连夜给学校党委写情况汇报，协调来11万元抗旱资金。24天里，他跟群众一起劳动，协调土地纠纷9起。水通那天，时任副乡长李嘉城感慨地说：“这工程难在协调土地，也就苏老师干得下来。”

2012年，他第三次上山。那年云龙大面积栽种泡核桃，有人砍生态林扩地。苏子峰心疼林子，带着农生学院教师跑遍11个乡镇，写出3万多字的《云龙县核桃种植对生态林保护的影响》，帮县里平衡“种核桃”和“保林子”之间的关系。山里人慢慢摸清了：这个大学来的教师不走过场，你缺什么他补什么。

2019年，苏子峰第四次下沉，进驻高明村。高明村最高海拔2800米，玉米、苦荞、白芸豆里，白芸豆最“扛冻”，可群众用老法子种：塘植、高氮高磷，一亩只打一百来公斤。苏子峰学的是畜牧，不是种豆，他挠挠头：“不会就学，老百姓等不起。”

他找云南省农科院搭手，在高明村辟出15亩试验田。2020年10月测产：平均亩产286公斤，最高324公斤，翻了一番还多。云龙县白石镇云顶村的杨春泉，从小种豆，亩产120公斤封顶。听苏子峰讲完课，试种了一亩，打出324公斤。

2022年，他借鉴宾川县乌龙坝“三豆”模式，在高明村尝试“芸豆—豌豆”套种，亩产值破5000元。关坪乡自新村张利飞原先实行玉米轮作，2024年听劝尝试“芸豆—辣椒”轮作，两亩地平均亩产7000多元；今年精细管两亩辣椒，第三次采收就卖了4000多元。

2025年5月，云龙白芸豆科技小院在关坪挂牌。苏子峰说：“小院不是牌子，是让专家下得来、乡土人才留得住的窝。”

苏子峰常讲：“教书的人不下乡，教育阻断贫困就是空话。”高明完小校长字会清最清楚他的“较真”：学校缺语音室，他跑项目，2021年关坪乡初级中学英语口语语音室建起来；高明完小设“至理”奖助学金，他前后筹来42万元，让困难娃有饭吃、有书读。

村里学生山银梁，父母在外，差点儿退学。苏子峰主动买衣服、送文具，周末去山银梁的家里坐一坐：“不上学不行，大山里走出去，靠的就是课本。”孩子留住了。另一名学生字接花领过“至理”助学金，后来在作文里写：“以后我也要像他，踏实做事，能帮别人。”

同事王弢说：“十九年如一日，他干在实处，比书本道理动人。”硕士生杨盼跟着他做过试验：“苏老师教我的第一件事，是蹲下去看土。”大理大学党委书记李涛评价得更直白：“他把讲台搬到田地间，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十九年，苏子峰对家人缺少陪伴，有人问他悔不悔，他低头拍拍裤腿上的泥：“山民叫我一声苏老师，我就不能让他们白叫。”如今的高明村，白芸豆藤爬上拉线，辣椒红在轮作地里，集散中心货车进出，科技小院灯亮到半夜。曾经高寒、冷凉、贫困、边远的村子，如今有了产业，有了乡土技术员，有了不想退学的娃娃。

船有渡口，山有山路。苏子峰的路，是用泥靴子一脚一脚踩出来的。“只要山里还有一户人家指望这豆子活得好，”他说，“我就还在。”风过关坪，豆荚又响，像鼓掌，也像应答！

　记者手记

十九年，近千次入户指导。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大学教师把讲台搬进田埂、把论文写进豆荚的日日夜夜。他错过了孩子的成长，错过了家里的年夜饭，却记住了高明村每一块地的脾气。

最打动我的不是沉甸甸的数据，而是一个细节：他蹲在地埂上，捏着一截豆角迎着光看，眼神像看自家孩子。那一刻我明白，十九年不是坚持，是牵挂——山里人叫他一声苏老师，他就把根扎在了这里。豆子熟了，他还在地里。这大概就是一名共产党员教师最朴素的浪漫。

《中国教育报》2026年10月11日 第04版

作者：本报记者 李配亮 通讯员 张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