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年间，天长县一户人家刚办完婚事，第二天清晨，李家新娘死于房梁，王家新郎却投河身亡。喜宴留下的不是宾客名单，而是一副写在纸上的上联。这起案件，后来成为包公故事中颇有名的一段公案。
先说明一点，这则故事主要见于后世包公传说，不能当作已经被宋代官府档案完全证实的历史事实。包拯确曾任天长知县，时间大约在庆历年间，但故事中的人物、细节和破案过程，带有明显的民间演义色彩。
传说里的李家，是当地读书人家。女儿自幼聪慧，通晓诗文。王家与李家相邻，两家的孩子从小相识，长大后结为夫妻。婚期定在三月初八，迎亲队伍经过县城时，锣鼓声不断，谁也没有想到，热闹只维持了一夜。
王家宾客众多，新郎被轮番劝酒，醉得不省人事。小厮将他扶进厢房休息，并守在门外。新娘则在新房中等待，还准备了一道上联，打算借洞房之夜考考自己的夫君。
夜深后，房门被人推开。来人穿着新郎的衣服，戴着新郎的帽子，丫鬟以为王书生已经醒来，便退到门外。新娘没有立即掀开盖头，只轻声说道：“点灯登阁各攻书。”
这句上联看似寻常，实则把“灯、登、阁、各、攻”几个字的音韵巧妙串联起来。屋内沉默片刻，那人答道：“移椅依桐同赏月。”对仗严整，声韵也相合。
新娘听见这句回答，误以为丈夫果然才思敏捷。可是当那人靠近时，她很快察觉到不对，气味、声音都与王书生不同。她想呼救，门外却仍有宾客饮酒说笑，混杂的声音遮住了屋内的动静。
天亮后，丫鬟进入新房，发现新娘已经身亡。房中衣物凌乱，床铺也有翻动痕迹。与此同时，王家小厮在河边发现了新郎的鞋子和外衣。两个年轻人一夜之间相继死亡，县城里顿时流言四起。
有人说他们感情深厚，因不明原因双双寻短见；李家父母却认定女儿不可能无故赴死。县丞查看现场后，也只能确认一人死于自缢，一人溺水，至于两件命案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一时没有头绪。
几天后，包拯回到天长。传说中，他没有急着听取众人猜测，而是亲自查看新房，又分别询问丫鬟和小厮。小厮说，新郎整夜都在厢房，直到听闻新娘出事才冲出门去。这个证词，立刻推翻了一个关键假设。
既然王书生没有进入新房，那么当晚对出下联的人，必定另有其人。包拯由此判断，凶手并非临时起意的陌生人。他熟悉婚宴情形，知道新郎醉倒，也懂得诗文，还能趁人多嘈杂之际换上衣服混入新房。
疑点找到了，嫌疑人却不容易锁定。参加婚宴者少说也有几十人，丫鬟只听见声音，没有看清面孔。包拯若逐一排查，既耗费时日，也未必能找到证据。
他想到的办法颇为冒险。包拯把那副上联抄在告示上，张贴于县城街头，并写明重金征求下联。有人不解地问：“大人，凶手怎会自己送上门来？”包拯只回答：“能解此联的人，未必舍得放过这笔赏银。”
告示贴出后，确有一些读书人前来应答。他们对出的句子或失于工整，或音韵不合，包拯都没有多问。到了第五天，一名青衫书生来到县衙，开口便说：“移椅依桐同赏月。”
堂内顿时安静下来。包拯盯着他问姓名、住处，又问他是否参加过三月初八的婚宴。书生先说没有，随后又改口称只是路过。包拯随即叫来丫鬟辨认，丫鬟看了许久，说此人像是婚宴上的一名远亲。
面对追问，书生终于承认自己曾混入王家。他见新郎醉倒，便偷穿衣物进入新房，利用对联骗取新娘信任，犯下恶行后悄然离开。后来听说两人相继死亡，他本已惶恐，却又被赏银打动，没想到亲口说出的下联反而暴露了身份。
这个圈套真正高明的地方，不在赏银本身，而在于它把凶手掌握的秘密变成了识别他的凭据。下联当夜只有新娘、丫鬟和凶手听见，丫鬟只知其声，已经死去的新娘无法作证，能够完整复述的人，自然落入了重点查问范围。
传说中的包拯没有依靠神怪，也没有凭空断案。他先从新郎未曾离开厢房这一细节入手，再把衣物、时间、声音和下联连接起来，形成了完整的推断链。至于书生供述中的每一处细节，还需与现场证据相互印证，不能只凭一句对联定罪。
故事写到这里，悲剧的根源已经十分清楚：一场本应喜庆的婚礼，因为凶手的恶念和侥幸，变成了两条人命。那副对联本是闺房游戏，后来却成了指认凶手的口供。民间传说借此塑造包拯的断案形象，也把人性中自负与贪念的碰撞，写进了这桩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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