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9月22日，北京中南海，曹云芳跟随贵阳方面的同志走进院内。她已经三十多年没有见过毛泽东，同行的还有后来与她组建家庭的梅昆生。身份变了，岁月也变了，可她心里惦记的，仍是当年那个叫罗哲的丈夫。
见面时，毛泽东没有摆出领导人的架子，而是笑着迎上来，握住曹云芳的手说：“一路上辛苦了。”这句话很平常，却让她紧绷的心一下松了。毛泽东随即询问她的工作、生活和孩子，谈话像是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叙旧。
饭菜端上来前，三个人聊了很久。桌上没有山珍海味，只有炒鸡蛋、炒苦瓜、炒茄子，又添了烧豆腐和烧羊肉。毛泽东亲自拿起饭勺给客人盛饭，曹云芳赶忙推辞，他却说：“你们是客人，让我来。”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碗里的米饭与大家不同，是较为粗糙的碎米。李正中想把自己的米饭换过去，毛泽东摆摆手：“我吃得惯，你吃你的。”那几年物资并不宽裕，饭桌上的细节，比任何客套话都更能说明当时的生活状况。
谈到孩子时，曹云芳忽然想起一张旧面孔。她曾在长沙见过毛岸英，也知道他是毛泽东的长子。于是，她顺口问了一句：“岸英呢？”
话一出口，屋里的气氛顿时变了。毛泽东停了下来，神情僵住，曹云芳这才意识到，信中那句“一个在战争中牺牲了”，说的正是毛岸英。她连忙低下头，心里十分懊悔。
毛泽东沉默了一阵，才慢慢说道：“岸英牺牲了。”随后，他又安慰曹云芳，愿意帮助她的孩子读书。为了让客人不再难受，他转而谈起铁路建设，询问从贵州到柳州沿途有多少隧道。话题看似突然，实际是他在替曹云芳解围，也在把自己的情绪压回去。
这三个字之所以刺痛毛泽东，并不只是因为毛岸英的牺牲。罗哲、杨开慧以及许多并肩奋斗的同志，早已在革命道路上相继离去。曹云芳的到来，使那些被岁月掩埋的名字重新聚到了一张饭桌旁。
罗哲是毛泽东早年的同志。两人同为湖南人，交往始于学生运动时期。罗哲曾在北京求学，参加过反帝爱国斗争，后来在毛泽东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生活中的他们关系亲近，旁人甚至常把两人认作兄弟。
罗哲与曹云芳成婚后，两家来往频繁。毛泽东和杨开慧忙于革命工作，曹云芳与杨开慧则常常准备饭菜。罗哲性格耿直，不善说体己话，曹云芳偶尔因此抱怨。杨开慧听后打趣说：“你们这是欢喜冤家。”一句玩笑，留下的却是那个家庭少有的轻松时刻。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湖南局势急转直下。罗哲承担组织工作，参与秋收起义前后的准备。1928年，曹云芳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罗哲为她们取名罗天元、罗天亚。短暂的家庭安稳，并没有改变他们所处的险境。
同年7月，夫妻二人因叛徒出卖被捕。罗哲为了保护妻子，故意把她说成什么都不知道的家庭妇女。曹云芳因此获释，但临走前想见丈夫一面，罗哲却拒绝相见。他明白，见面越多，妻子越可能受到牵连。
被关押的四十多天里，罗哲遭受审讯和折磨，始终没有吐露组织情况。临刑前，他一路高喊口号，敌人甚至用刀割伤他的嘴，也没能让他闭口。后来乡亲告诉曹云芳，罗哲是站着牺牲的。
丈夫去世后，曹云芳带着孩子辗转生活。为了躲避追查，她不能公开罗哲的名字，甚至无法向孩子解释父亲是谁。后来，她在贵阳重新组建家庭，但那只结婚时使用的木箱始终留在身边，成了她保存旧日生活的唯一实物。
毛泽东直到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才从张维那里得知罗哲已经牺牲，也得知曹云芳去了贵阳。新中国成立后，他仍托人寻找这位老友的遗属。1956年，曹云芳接到通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的生活，也讲述罗哲牺牲的经过。
毛泽东回信时，特意说明罗哲早年的党籍和革命经历，表示有关情况自己可以作证，并寄去三百元，嘱咐她遇到困难可以来信。几年后，湖南为罗哲修建烈士墓，墓碑上的“罗哲烈士墓”几个字由毛泽东题写。
这才有了1960年的中南海会面。当天谈话持续了三个多小时，直到卫士提醒毛泽东该去工作，众人才起身告别。临行前，毛泽东还邀请曹云芳参加国庆观礼，并与她和两个外孙女合影。
曹云芳离京后没有直接回贵阳，而是去了株洲。她把照片交给罗哲的家人，又到墓前停留片刻，讲起中南海的饭桌、毛泽东的近况，以及那个已经牺牲的毛岸英。没有长篇叙述，只有几个名字，牵连着数十年间无法相见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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