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春，福州军区司令部，年轻的姚贵科第一次站到韩先楚面前。那时的他刚参加工作不久，接到调令时既兴奋又紧张，因为关于这位司令员的传闻不少：要求严格，办事果断，脾气也急。
韩先楚没有过多寒暄，只交代了秘书工作的房间和日常职责，随后便投入工作。场面很短，却让姚贵科明白，今后的日子不会轻松。
果不其然，韩先楚的作息几乎围着军务转。天刚亮，他便开始处理文件、听取汇报，夜深之后，办公室的灯仍然亮着。姚贵科常常刚整理完材料，门外就传来司令员的声音：“准备一下，出发。”
清晨五六点出门，是两人长期保持的习惯。检查部队，了解训练，查看防务，走访基层，事情一件接着一件。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国防任务繁重，韩先楚不愿只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许多情况都要亲自看、亲自问。
有一次，姚贵科显得疲惫，韩先楚察觉后没有责备，只是说道：“肩上的任务重，不能因为辛苦就把事情放下。”话不多，却把军人的职责讲得很明白。
韩先楚并非不知道秘书辛苦。他要求细，审阅文件时常常逐字推敲，基层报告中的数字、地点和时间，都要反复核对。对他而言，事关部队建设和战备工作，不能凭印象，更不能马虎。
姚贵科后来回忆，跟着韩先楚工作，休息日很少。除夕和大年初一之外，许多时候都在路上。家人对此难免有意见，姚贵科的父亲去世时，他便因公务未能及时赶回，这成了心中长久的遗憾。
更让他难受的是，孩子难得见到父亲，见面时却有些陌生，甚至没有马上喊出“爸爸”。一个家庭的牵挂，就这样被紧张而漫长的军务隔在了两地之间。
但姚贵科没有因此离开。原因并不复杂，他逐渐看懂了韩先楚的工作方式：不是故意让人劳累，而是对肩负的责任始终放心不下。司令员亲自深入一线，秘书自然要把记录、联络、材料和后勤安排全部跟上。
这种工作关系，在1973年之后变得更加紧密。军区调整后，韩先楚转赴兰州，姚贵科也随同前往。东南沿海与西北内陆环境迥异，兰州地区地域辽阔，交通和基础条件都有许多实际困难。
韩先楚到任后，没有急着停留在机关听汇报，而是带人深入部队、边远地区和基层单位。道路难走，天气恶劣，有些地方甚至存在安全风险，他仍坚持实地查看。姚贵科需要随时记录情况，整理意见，还要保障各项行程衔接，工作量比过去更大。
有意思的是，韩先楚在基层并不摆架子。他与战士交谈，也同地方群众了解情况，问得很细，听得很认真。对他来说，国防建设不是纸面上的规划，必须落到营房、道路和部队实际需要上。
1979年，韩先楚调任中央工作，姚贵科继续在他身边。前后近二十年的相处，使两人早已超出普通上下级关系。韩先楚的脾气，姚贵科摸得透；姚贵科的能力和忠诚，韩先楚也十分清楚。
到了1986年，韩先楚病情加重，身体状况明显恶化。姚贵科一边照料，一边设法处理工作和医疗事务。那段时间，韩先楚考虑的却不只是自己的病。
在武汉养病期间，他把姚贵科叫到身边，谈起这些年的工作，语气少见地缓和：“跟着我这么多年，耽误你的前途了。”姚贵科连忙回答：“能跟您工作，是我的荣幸。”
韩先楚没有接受这番安慰。他提出要给余秋里打电话，请对方为姚贵科安排一份新的工作。一个从不轻易开口求人、凡事习惯自己承担的人，竟在病重之际为秘书的前途破例。
电话联系后，相关安排被认真谈起。可姚贵科没有顺势离开，而是选择继续留下照料首长。工作调动的事情，也就暂时搁下了。
1986年10月3日7时40分，韩先楚在北京逝世，终年73岁。陪伴他走过福州、兰州和北京岁月的姚贵科，也出现在告别仪式现场。那份未能完成的工作安排，留在了两人近二十年共事经历的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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