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北京，毛主席收到一封署名“刘策成”的来信。信中除了叙旧，还提出想进京谋一份工作。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二十多年前，刘策成曾在湖南任职，也曾用自己的办法，帮毛主席躲过一场搜捕。

毛主席没有把这封信当作普通来信处理。回信中，他称刘策成为“策成先生”，语气亲切，却没有直接许诺职位，而是让他先与程潜联系。这一安排，既照顾了故人，也把公事放在了前面。

刘策成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任历史教员，正是在那里结识了青年毛泽东。那时的毛泽东勤于读书，善于思考，常常对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刘策成评价不多，却十分有分量，称其“天纵奇才也”。

两人的交往，并非始于官场。刘策成留学日本期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在邵阳任中学校长，因反对复辟帝制，曾参与组织起义。计划泄露后，他被捕入狱。由于同盟会旧友、蔡锷同乡以及当地爱国人士多方营救，他才得以脱险。

出狱后，刘策成来到湖南第一师范任教。此时的他，已经不是只会讲授经史的教员，而是亲身经历过政治风浪的人。他赞同毛泽东对社会弊病的批评，也愿意在实际生活中给予支持。据相关记载，他曾拿出三百块大洋，帮助毛泽东开展活动。

后来，刘策成弃教从政，先后担任地方职务。与一些只知搜刮民财的官员不同，他任职期间敢于整治恶霸，尽量减轻百姓负担，调离时甚至有民众沿街送行，称他为“青天”。这种声望，也让他进入了湖南政坛的核心圈层。

他后来成为湖南省警察厅厅长，身份已经发生变化，但性情并没有完全改变。1923年，赵恒惕因毛泽东发表文章批评自己，决定在长沙展开搜捕。命令传到警察厅时，执行者正是刘策成。

刘策成不能公开违抗上令，于是召来心腹王建屏，交代了两件事。一面迅速调动警察，制造出已经开始封锁搜查的声势；另一面暗中设法通知毛泽东，让他尽快离开长沙。

“命令要执行，消息也要送出去。”

王建屏明白其中分量，立即设法传递消息。毛泽东得知后及时离开，等到搜捕真正展开时，人已经不在长沙。赵恒惕虽恼怒，却很难指责刘策成办事迟缓，因为表面上的部署并没有耽搁。

有意思的是，刘策成后来并未因身处旧政权体系而彻底背离早年的立场。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主张抵抗外敌，也做过劝说蒋介石抗日的工作。时代不断变化，他的身份几度转折，但与进步力量的联系始终没有完全中断。

新中国成立后，刘策成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他正在整理《庄子集解内篇补正》，需要资料，也需要稳定的研究环境，因此写信给毛主席，希望进京任职。程潜起初为他安排参事一职，待遇较为稳定，但刘策成更想进入文史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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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再次写信说明想法，并把已经完成大半的书稿寄去。毛主席读过书稿后，认为这不是借故谋职，而是一项确有价值的学术工作。于是，他同统战部负责人李维汉商议，最后同意刘策成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

这次安排看似特殊，实质上并不是单纯照顾旧交。毛主席没有因为当年的救助直接给他职位，而是先看能力、看事情是否值得做。刘策成所长恰好在文史领域，正在编写的著作也有明确价值，进京便有了合理依据。

此后数年，刘策成继续整理庄子材料，完成《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从湖南第一师范的历史教员，到掌管警务的厅长，再到中央文史馆馆员，他的人生路径颇为曲折。1923年那次暗中传信，则成为他与毛主席关系中最关键的一段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