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6月，北京，王智涛把三位老帅的谈话内容反复想了几遍，终于明白，自己面对的并不是一句口头上的“等通知”，而是一道拖了多年的组织关口。若继续坐等，结论未必会来；若主动走一步，至少能让事情重新进入视线。
这个决定，起点并不在北京，而在一份迟迟没有下落的结论上。
1969年8月16日，王智涛在临时住处接到解除隔离的通知。两年多的专案审查突然停止，纸面上却没有明确结论。警卫只说：“可以回家了。”听起来像是解脱，实际上仍带着几分悬而未决的意味。
他随即找到军事科学院专案组，要求说明情况。得到的回答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回去等通知。”这句话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让他更加清楚，所谓“回家”，并不等于恢复工作，更不等于组织上已经认定事情结束。
王智涛不是没有经历过等待。1964年，他因一次大手术离岗疗养近两年。身体恢复后，原本准备重新投入工作，却遇上了复杂局面。叶剑英曾劝他安心休养，这番话当时是关切，后来听来，也像一种提醒：在特殊环境里，身体能够复原，政治处境却未必同步改变。
真正促使他北上的，是一封老战友带来的信。1971年初夏，对方告诉他，北京一些老同志的处境正在松动，或许可以进京探探情况。王智涛没有把这看成普通探亲，而是当成一次必须亲自完成的申诉准备。
6月上旬，他从杭州乘夜车抵达北京。老战友在西四附近为他接风，有人劝他先去见叶剑英。这个建议很实际。叶剑英既是他的老上级，也熟悉他的履历和病情，能否获得明确判断，直接关系到下一步怎么走。
6月16日上午9时，王智涛来到叶剑英住处。叶剑英先问他的身体状况，随后话题转到工作安排。王智涛直截了当地说：“组织结论拖得太久，我想回北京工作。”叶剑英没有简单许诺，只提醒他眼下局面尚未完全稳定，与其在原地等待，不如先把家搬到北京，靠近工作和组织关系，事情才有转圜余地。
这不是一句轻松的建议。迁居北京，意味着重新调动关系、安置家属，也意味着他必须主动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但王智涛听懂了其中的分量：不能只把希望寄托在一纸批示上，还要让自己的行动与申诉形成呼应。
临别时，叶剑英告诉他，朱德也想见见他。几天后，王智涛登门拜访。朱德见到老部下，先是寒暄，谈到申诉时却十分清醒：“事情要办，准备要足，时间不会短。”这番话没有渲染困难，却把现实说透了。
6月下旬，王智涛又到府右街探望陈毅。陈毅当时因病少出门，谈话仍然爽快。他对王智涛说：“问题不解决，腿脚也迈不开。”随后建议，既然想推动事情，就主动把家迁进北京，不要一直停在原地。
三位老帅的说法各有侧重，方向却十分一致：申诉不能放弃，行动不能迟疑，办法也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
回到住处后，王智涛彻夜未眠。他所谓“造回反”，并不是针对某个人，更不是要制造新的冲突，而是对拖延不决的处置方式提出抗争。这个说法带着军人的直白，也有一种被逼到窄路后的坚决。
7月初，他写下三份报告，分别提出要求明确组织结论、纠正原有处理、迁回北京工作。报告送往军事科学院党委后，迟迟没有回音。既然批件等不来，他便先动起来，联系在京亲友租房，安排家属和行李逐步北迁。
有人问他是否太冒险，他只回答：“拖着没有出路，动起来才有办法。”
9月13日事件发生后，军内局面出现变化。军事科学院领导班子调整，宋时轮任院长，粟裕任第一政委。新的领导熟悉王智涛的情况，先将他的组织关系转回院里，使他能够参加会议和组织生活。虽然尚未完全恢复岗位，但那道长期关闭的门，终于出现了缝隙。
1973年8月，军事科学院党委正式作出安排，王智涛的行政关系、供给关系和党籍管理归入军科。中断多年的待遇和组织生活逐步恢复。萧华曾征求他是否愿意调往其他部门，他没有选择离开，而是希望留在熟悉的军事科学院，继续研究战史和战略问题。
1978年春，他以军队特邀委员身份出席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同年7月，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顾问，享受副大军区级待遇。12月9日，院内召开平反大会，宣布原专案调查缺乏事实依据，相关处理全部推倒重来。
会后，他没有发表长篇感慨，只是收好文件，回到办公室继续整理抗日战争时期的作战资料。那些被岁月压住的档案，一页页摊在灯下，纸张发黄，字迹却仍然清楚。王智涛用多年时间证明了一件事：有些关口，等不来开启，只能自己先把门推响。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