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第四届退役军人事务领域网络正能量采访团，赴宁夏、甘肃红军长征故地采访纪念。值此授权转载金一南《苦难辉煌》有关章节，以回望那段苦难辉煌的岁月，共缅先烈。
长征是中国革命中最伟大的史诗。历史将会证明，它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奠基石……任何史诗中的那种雄浑壮阔、波澜起伏、令人心驰神往的伟大辉煌，都是对后人而言的。
长征是不是一次仓皇的撤退、无目标的突围？当时是走，还是留？走，往哪个方向走？对当事人而言，则是不尽的流血牺牲、不尽的挫折苦难、不尽的矛盾斗争。
一个被逼到墙角的决定：三个"早就想走"的人，和一个没有毛泽东参加的会议
我们经常讲，每个方面都各有利弊。面对历史的抉择，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决策是没有的。决策就是利弊参半，利益和弊端都包含在里面。作为领导者来说，他最大的能力，最关键的能力，就是选择最大的利益，避免最大的损害。
长征最初也是这样。
福建事变的良机错失，广昌战斗又严重失败。广昌作战之前，苏区已经被四面合围；广昌作战之后，中央苏区更被压缩到一个狭小的范围。被迫放弃中央苏区，已成定局。
但认识这个定局还需要时间，还需要更大的压力。大家觉得情况很危险了，但是主观上决策放弃根据地，还需要一个过程。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其实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将要放弃的不是一间住了几晚上的屋子，是建设了将近七年、粉碎了敌人四次“围剿”的根据地。
实际上，从历史过程上看，并不是到了1934年10月长征前夕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如此严峻，然后，中央领导才做出这样的决策。
一、项英：揣着斯大林的手枪，惦记着"四川是最理想的根据地"
在此以前，项英曾经最早提出过放弃中央苏区的意见。
1931年4月第二次反“围剿”，项英到苏区时间不长，认为20万敌军压境，3万红军难于应付，只有离开江西苏区才是出路。退到哪里去呢？
项英提出退到四川去。因为斯大林讲过：“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根据地。”
项英是我们党内少数见过斯大林的领导之一，斯大林的指示由项英来传达，再权威不过。1928年项英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结构有问题，工人阶级没有成为主体，而只是一伙知识分子和农民，需要工人阶级。斯大林对工人出身的项英特别青睐，还亲自送给他一把小手枪。
身上别着斯大林亲赠手枪的项英，记住了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根据地，却不知道斯大林还讲过国民党人是中国革命的雅各宾党人。
斯大林这句话，可能是看着中国地图说的，可能是看着各种材料说的，有当时的情况、当时的特点。
它是不是普遍真理？
虔诚使领袖人物的个别结论被推断成普遍真理。
但共产党人的首要条件却不是虔诚。所以中国才出了个毛泽东。
毛泽东当时坚决反对项英的意见，以“诱敌深入”粉碎敌人“围剿”，将赣南闽西变成了中国最好的根据地。
在李德到来之后，最好的根据地就不是那么好了，一个挫折接着一个挫折。
二、彭德怀：四次建议被打回，政委滕代远被解除职务
第二个提出离开中央苏区作战的，是彭德怀。
第五次反“围剿”遭受挫折，彭德怀率先提出脱离苏区，外线作战。
不光是我们在总结经验，对方也在总结经验。
第五次“围剿”，蒋介石、陈诚把红军作战方法和过去他们所吃的亏进行了总结。第五次“围剿”实行堡垒战术，步步深入，步步推进，极力避免孤军深入。敌人的长进，再加上红军错误的战术指导，甚至战略指导——短促突击，苏区反“围剿”面临很大的困难，
第五次反“围剿”刚打了一个多月，彭德怀也看出来了情况不妙。
1933年10月23日至25日，彭德怀、滕代远连续三次向军委建议，改变战略方针与作战部署，主力离开敌人堡垒区向外线出击，机动作战，迫敌回援。
彭、滕提出外线作战，是跳出封锁线向苏区东北的金溪、东乡、贵溪、景德镇挺进。不展开地图标出苏区界限和进击的地点方向，你就不会知道这个建议有多么的大胆。
部队有可能被敌人切断不能返回苏区。苏区北部也可能失去主力掩护。
建议被迅速否决。彭、滕仍然坚持，恳望军委“以远大眼光过细考虑”。10月27日，中革军委以代主席项英的名义电告在前方指挥的朱德、周恩来：“军委已决定了战役问题，望转告彭、滕，停止建议。”
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所谓“参谋有三次建议权”，第一次建议，被领导否决，还可以建议第二次、第三次，若第三次建议再被否决，你就应该闭嘴了。
但一旦认定正确就不依不饶的彭德怀，11月7日又与滕代远联名第四次提出建议，望军委速将红军主力调往无堡垒地区，机动作战。否则与堡垒内之敌相峙，“如猫儿守着玻璃（缸）的鱼，可望而不可得”。
彭、滕反复建议的唯一结果，是滕代远丢掉了三军团政委的职务。
因为大敌当前，作战还要用彭德怀这样的猛将，撤销其三军团总指挥的职务不太合适，就把政委滕代远给撤了。
第二次反“围剿”时，项英提出去四川的建议；第五次反“围剿”前期，彭德怀提出以主力跳出中央苏区的建议，都被否决了。
当然，项英当时的建议是错误的；而彭德怀是在一线作战的指挥员，已经觉得当时态势的危险，必须采取另外的战略战术，但是也被否决了。
三、李德：功劳全归自己，毛病全推别人
李德后来在回忆录里说"主力突围是我1934年3月底首先提出来的"，却对他5个月前如何压制彭、滕的外线建议讳莫如深。
广昌战斗后，通过撤滕代远的职务堵彭德怀嘴的博古、李德，也不得不开始考虑同一个问题了。
广昌战斗之前，中央苏区在军事上已经陷入四面合围。中革军委当时就面临三种抉择：一、主力突围；二、诱敌深入；三、短促突击。就是说，是突围，还是等待对方犯错误、然后再反击，还是实行短促突击。
首倡短促突击的李德从一系列失败中，已经觉出情况不好，根本无法打破第五次“围剿”。
伍修权在《往事沧桑》中回忆，1934年春，李德同博古谈话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准备到湘鄂西，同二、六军团会合。李德后来在他的以真名奥托·布劳恩写的回忆录《中国纪事》里面说：“这个思想是我一个人在1934年3月底首先提出来的。”至于这个念头在多大程度上受彭德怀、滕代远5个月前就一再提出的外线出击、机动作战的启发，以及彭、滕提出建议后受到李德本人多么大的压制和打击，李德均讳莫如深。好像功劳都是他的，毛病都是别人的。
李德的转向确实有些突然。他提出以一、三军团，或五、九军团脱离苏区，插到敌人后方去，即主力突围。
讨论结果，主力突围的方案没有通过。在苏区内取胜的希望似乎还存在。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方案也被否决。领土不战而弃，并不能为阻挡敌人提供保证。
最后通过的，还是继续运用短促突击，即阵地对阵地，正面对正面，攻击对攻击。
但损失沉重的广昌战斗，使短促突击的战法彻底破产。
四、广昌一败，短促突击彻底破产——5月书记处会议，四个人定下了突围
1934年4月底广昌战斗彻底失利之后，中央书记处于5月开会，决定突围转移。当时的书记处书记是四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这是按在党内的地位排的顺序，博古负总责，张闻天负责宣传，周恩来负责组织，项英是中革军委主席。代表“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的毛泽东不是书记，无法参加会议。决策在博、张、周、项四人中做出。对这个事关重大的会议的记录一直很少，但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决定了中央红军进行突围。
后来有人说，包括党史界也有人说，撤出中央苏区这个关系到党和红军命运的重大决定是由博古和李德少数人决定的，未通过会议讨论。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应该说是没有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
1984年5月9日，伍修权在一次谈话中说：“长征是不是仓促决定的？我看不是。在广昌失败后，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已经在商量转移的问题，确定的目标是湘鄂西。”“转移的意图开始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最后才决定转移的。”
历史文献证实，5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做出了战略转移的决定。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这四位书记都认识到了局面的严重。
但除了急于摆脱眼前的困境以外，又有几人能够意识到这个决定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影响极其重大和深远？
所谓决策，往往是面对十字路口的选择。有很多原以为影响应该极其深远、意义应该极其重大的决定，却似一块滑过水面的轻石，经过几片涟漪后便无踪无影。而有些或仓促、或不经意、或应急中做出的决定，以为临时姑且如此，眼前只好这样，却分量极其重大，从此踏上一条历史的不归之程。
5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就是如此。
（注：文章各标题为本编辑提供，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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