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24日，北京刑部大牢，谭嗣同被捕后没有设法脱身。几天前，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维新派迅速瓦解，康有为、梁启超先后出走，谭嗣同却留在京城，等着官兵来拿。
这件事最令人困惑的地方，不是他为何赴死，而是他的父亲谭继洵身居高位，曾任湖北巡抚、署理湖广总督，为何没有出面营救？难道父子之间，真到了见死不救的地步？
答案并不简单。谭继洵不是没有疼爱过儿子，而是身处权力风暴中心，既缺乏救人的能力，也承受不起替儿子求情的后果。
谭嗣同少年时便遭遇家庭巨变。十二岁那年，母亲、兄长和姐姐先后染病去世，他本人也病危数日。母亲留下的空缺，后来由继母卢氏填补，但父子之间并没有因此更加亲近。家庭矛盾、继母的影响，加上谭继洵长期忙于仕途，使谭嗣同很早便形成了沉默而倔强的性格。
谭继洵是典型的清朝官僚。他相信读书、科举、做官，才是家族子弟最稳妥的道路。谭嗣同却不愿走这条路，屡次参加科举而没有取得理想功名，后来干脆转向新学，批评积弊，主张变法。父亲看重的是安稳，儿子追求的是改变，父子之间的冲突，早已不只是几句争吵那么简单。
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谭嗣同受到强烈刺激。他游历各地，亲眼见到民生困苦和官场积弊，又研读西学，逐渐相信，仅靠修补旧制度已经难以挽救危局。他在《仁学》中对专制政治提出尖锐批评，这种思想与父亲所代表的传统仕途，几乎处在两个方向。
有意思的是，谭继洵并非完全不管儿子。谭嗣同放弃科举后，父亲仍曾替他捐得江苏候补知府的职位，希望儿子至少拥有一份可以立身的差事。老人想替儿子安排一条安全道路，儿子却认为，正是这种安稳，可能让人错过改变时代的机会。
1898年，维新运动进入高潮。谭嗣同在湖南参与新学活动，创办南学会，协助出版《湘报》。同年夏天，他被征召入京，授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新政。此时的谭嗣同只有三十三岁，却把这看成一次扭转局面的机会。
然而，变法很快陷入危局。谭嗣同曾夜访袁世凯，希望借助兵力牵制荣禄，保护光绪帝。袁世凯表面答应，后来却将相关情况告知荣禄。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维新派成员遭到搜捕，谭嗣同也被列入其中。
梁启超等人曾设法劝他离开，友人也愿意帮助他前往日本。谭嗣同没有接受。他说：“我不能走。”又说：“我志在必死。”这并不只是慷慨激昂，也有对父亲处境的顾虑。他很清楚，自己若逃走，朝廷很可能把怒火转向湖北的谭继洵。
于是，一场特殊的“切割”开始了。后世叙述中，谭嗣同曾把父亲留下的家信取出，仿照笔迹写下多封斥责自己的信，制造父子决裂的假象，再将原信焚毁，只留下信封。这个细节未必能由所有档案完全印证，但它与谭嗣同托付文稿、安排后事的行为相互呼应，至少说明他在被捕前确实考虑过家族安危。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与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在北京菜市口遇害，合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临刑前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三十三岁的生命就此结束。
此时，谭继洵正在湖北任上。政变之后，他被革职并押回原籍，朝廷对他的处置相对有限。倘若他贸然进京求情，不仅未必能救出儿子，还有可能被视为同党，牵连全家。对于一个奉行谨慎的老官僚来说，这不是敢不敢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可能的问题。
更何况，谭嗣同已经用“决裂信”替父亲留下了退路。朝廷看到这些信，便有理由认定谭继洵与儿子的政治活动无关。换句话说，谭嗣同的赴死不仅是个人选择，也是在尽力保护父亲和家人。
得知儿子遇害后，谭继洵曾斥责他不忠不孝，甚至情绪失控。可当灵柩运回浏阳，他又扑到棺木前痛哭。有人劝道：“大人，您节哀。”他却回答：“什么大人？我已经成了罪人。”这句痛骂，骂的是儿子，也骂的是自己，更像一个失去儿子的父亲在恐惧和悔恨中的失声。
谭继洵后来为儿子写下挽联：“谣风遍万国九州，无非是骂；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谭嗣同死后三年，谭继洵也在忧惧和悲痛中离世。所谓“见死不救”，若只从父亲是否出面营救来看，确实残酷；但放回1898年的政治处境，里面既有父子隔阂，也有权力压迫，更有谭嗣同主动承担后果、替家人留下生路的复杂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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