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法能否驯服人工智能？
美国 | 不适用
法院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明确科技公司在边境地区的法律责任标准。
如何监管人工智能（AI）的问题，促成了各种意想不到的联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英伟达的亿万富翁老板黄仁勋与曾任乔·拜登政府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的左翼反垄断倡导者莉娜·汗。随着围绕大型语言模型（LLM）限制的争论日益激烈，黄仁勋和汗女士都坚称，现有法律法规足以应对大多数风险。黄仁勋最近表示，现行法律已经足够，“只需执行即可”。
然而，事情可能并非如此简单。现有法律如何监管人工智能的问题已成为大量诉讼的焦点。法院正在审理聊天机器人是否对美国民众造成伤害或助长犯罪的案件。但此类案件的审理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更不用说利用这些案例来建立可靠的标准了。即便如此，责任诉讼也主要针对已经发生的损害。
民法和刑法都适用于涉及模型的案件。民事侵权行为，例如产品责任和诽谤，会受到经济处罚。而诸如黑客攻击之类的犯罪行为则可能导致监禁。但无论选择哪条法律途径，都并非易事。
首先来看侵权行为。声称模型造成损害的原告可以向人工智能公司索赔，但法院仍需确定公司必须采取哪些保障措施来应对此类诉讼。一种常见的标准是过失，即要求原告证明实验室未能采取合理措施防止损害。或者，法院也可能裁定，开发前沿模型的公司应承担更高的责任标准，即使它们并非疏忽大意，也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然而，确定具体方法需要时间，而且目前尚不清楚对民事诉讼的担忧是否会影响大型语言模型的发展。像优步和爱彼迎这样的科技公司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是因为它们更注重规模而非合规，这种策略塑造了硅谷的企业文化。休斯顿大学的加布里埃尔·韦尔认为：“我认为人工智能公司低估了它们面临的法律责任风险。”这可能导致它们不太愿意采取预防措施来避免被起诉。
那么，刑法又该如何界定呢？诉讼费用可能极其高昂。Hugging Face是一个编程平台，最近成为OpenAI恶意模型攻击的目标。该平台表示，它缺乏提起诉讼所需的资源。即使提起诉讼，也可能以失败告终。虽然雇主可能要为其员工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但模型创建者与代理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否类似于老板与员工之间的关系，目前尚不明确。此外，要证明犯罪行为，通常需要证明被告有故意伤害他人的意图。兰德公司（RAND）的格雷戈里·史密斯（Gregory Smith）问道：“当这些机器人系统可能完全超出用户控制和意图时，你该如何处理意图这类问题呢？”兰德公司是一家智库。
一些立法者希望澄清一些问题。民主党众议员洛里·特拉汉 (Lori Trahan) 于 10 月 7 日提出一项法案，该法案将确认，如果人工智能模型的行为由人实施则属违法，那么人工智能公司应承担责任；法院还将假定模型具有主观意图。法院可以仔细审查此类问题，但过程缓慢，而且往往在损害发生、可能构成诉讼基础之前就无法进行审查。对于药品和汽车等产品，监管机构会制定标准来规范企业销售的产品，而不是仅仅依靠诉讼来惩罚企业。到那时，损害已经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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