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知识分子群像，有一个名字几乎绕不开。
他顶着＂叛国者＂的帽子逃出国门，又带着满身著作荣归故里，最终在德国柏林安静谢世。
关愚谦1931年2月18日生于一个中共高级干部家庭，年轻时供职于＂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专门负责接待外宾。
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因提了几句意见被扣上＂右派＂帽子，被发配到青海劳改。
1968年2月的某一天，造反派通知他要开＂背对背＂批斗会，意思是让被批判者先回避。
同事的回避式通知，加上家庭内部的＂揭发＂，让他一度动过割腕的念头。
转机出现在他办公桌抽屉里的一摞外宾护照上。
因为工作关系，他手头常年保管着常驻中国的外国友人证件。
其中一本属于日本友人西园寺公一的儿子西园寺一晃，这位1942年出生于东京的年轻人，长期生活在北京，容貌与关愚谦有几分相近，护照里甚至还夹着埃及和法国签证。
西园寺公一在周恩来口中被称作＂日本驻中国的民间大使＂，这层特殊身份后来帮关愚谦办成了一件几乎不可能办成的事。
他先打电话到民航订票处，谎报日本客人临时要出国，对方起初拒绝，一听是西园寺家公子，立刻在当天下班前把机票送到。
接着跑到公安局外事科，用软磨硬泡的方式让熟识的警察盖了出境章。
回到单位领支票时，正在找他把柄的科长撞见他，反而扭头就走，不明情况的出纳照常把款开了出来。
1968年2月的那个清晨，他穿着蓝色工作服走进北京首都机场，再从卫生间出来时已换成西装、口罩、眼镜。
边防警按部就班翻查护照后放行，他登上了飞往开罗、经停巴基斯坦卡拉奇的国际航班。
他晚年回忆这一段，用的是一句很冷静的比喻，99.9%会被枪毙，0.1%可能过关，自己恰好踩在那0.1%里。
飞机落地开罗，等着他的不是自由，而是埃及警方的手铐。
当局以非法入境为由，把他关进开罗一座殖民时代留下的旧监狱，一关就是一年半。
在狱中，美国和苏联情报机构都曾派人接触，想把这个来自北京的＂宝贵资源＂吸纳过去。
关愚谦拒绝了两边的邀约，理由简单，美国在朝鲜和越南与中国有过交战，他不愿成为敌国的筹码。
1969年，中方突然撤回引渡请求，联合国红十字会介入斡旋，他以无国籍政治难民身份飞往联邦德国。
落地明斯特时，他身上只剩几件行李，一句德语都说不出。
为了糊口，他在中餐馆端过盘子，也去码头扛过钢筋。
1969年秋，汉堡大学破格录取了这个没有任何学历证明的中国人。
三年后他拿下硕士学位，1976年取得博士学位，并获得汉堡大学的终身教职。
两人于1977年在汉堡大学俱乐部举办了婚礼，这段跨国婚姻一直延续到他去世前。
1981年，中国国内的政治气候已经与十三年前大为不同。
有关部门正式撤销了强加在关愚谦头上的＂叛国＂罪名，允许他携妻回国探亲。
那是他1968年2月离开北京后，第一次重新踏上故土。
遗憾也在同一时间降临，他的母亲在收到他辗转寄回的信件半年前已经去世，母子终究没能再见一面。
他与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交往甚密，被不少报道称为＂忘年交＂。
退休后，他把精力集中到写作，用中、德、英、意四种语言向欧洲介绍中国。
王蒙在为他的自传《浪》所作的序言中写到，关愚谦这一辈子有十几种可能走向处决、自杀、堕落或被利用，经历足以让一个正常人变得不正常。
关愚谦本人在自序中写的那句话，是他对那0.1%侥幸最朴素的回应，不管天翻地覆，都要用心生活，因为心里有一样能穿透高墙的东西，叫希望。
2018年11月22日下午，他在柏林的病房里平静去世，终年87岁。
据公开报道，他的儿子关新在他去世前三天专程从上海飞抵柏林，父子二人聊起中美关系，谈了很久。
从北京机场那个戴着口罩的＂假日本人＂，到柏林病床上安然闭眼的汉堡大学荣休教授，关愚谦走过的半个世纪，恰好是中国与世界重新认识彼此的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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