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6月，孔从洲在北京病逝。消息传出后，《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在同日发布讣告与报道。对一位离休将领而言，这样的安排并不寻常，背后所对应的，既有他的军职经历，也有他在重大历史关头留下的特殊贡献。

中央军委很快作出安排，明确孔从洲的悼念规格比大军区正职高一些。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迟浩田到孔家慰问，代表中央军委看望遗属，并谈到孔从洲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以及他在国内外的影响。

这句话，对家属来说分量很重。

孔从洲并非只凭军衔获得这样的待遇。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民族危亡之际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孔从洲后来长期参与革命和军队建设，他的名字，也因此与那段改变中国政治走向的历史紧密相连。

西安事变并不是一场孤立的军事行动。它牵动着国共关系，也影响着全国抗战格局。孔从洲在其中所处的位置，使他后来成为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者和参与者。对于中央而言，悼念他，也是在确认一段重大历史的价值。

有意思的是，孔从洲生前并不喜欢把个人功劳挂在嘴边。1950年，他曾将多年积蓄交给部队使用，剩余的二十两黄金也全部交作党费，用于支援进藏部队。部队后来用这笔钱购置手表、钢笔和日用品，解决了实际需要。

有人劝他把这件事写进回忆录，他只说：“这有什么好写的，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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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后来得到西南军区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人的通令嘉奖，但孔从洲的家人当时并不知道。直到他整理回忆材料时，家人才从档案中发现了相关记载。对他本人而言，交出积蓄并不是值得反复讲述的特殊行为，而是党员应尽的责任。

他的生活也很俭朴。衬衣打补丁是常事，临终前才换上一件新衬衣。工资发下来后，他常常拿出一部分接济生活困难的同志，交给妻子的收入因此并不宽裕。

妻子曾为家用发愁，他却说：“困难一些不要紧，不能让同志们过不去。”

这不是姿态，而是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孔从洲对自己要求严，对子女同样严格。他常告诫孩子，工作上要向高标准看齐，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齐。女儿孔淑静后来回忆，父亲很少讲大道理，更多时候是用日常生活中的选择教育子女。

晚年住院期间，孔淑静经常陪护在父亲身边。孔从洲牵挂最多的，还是儿子孔令华。他认为儿子擅长学问，却不善于应付复杂的经营环境。孔令华后来到深圳从事科技事业，父亲对此既担心，也尊重他的选择。

孔从洲去世后，妻子年老多病，照料母亲的责任落在孔淑静身上。她没有把这看成额外负担，而是按照父亲生前的要求，服从组织安排，照顾好母亲，同时分担哥哥的责任。

追悼会的安排同样具有象征意义。有关方面原本已经决定，今后不再由组织出面主持此类追悼会，但孔从洲的追悼会被安排在相关文件正式执行之前举行。悼词中，中央和中央军委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久经考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这份评价，重点不在个人职位，而在一生的政治选择和历史作用。

孔从洲生前希望，若有作品表现自己，重点应放在部队和将士身上，少写个人。后来，根据他的回忆录改编的六集电视剧筹拍，孔淑静参与了编剧、筹资、拍摄和首映等工作，孔令华也以公司名义提供部分资助。

拍摄西安事变相关场景时，孔令华曾到现场探班，并与饰演幼年孔从洲的小演员合影。遗憾的是，电视剧完成时，孔从洲已经无法亲眼看到。但作品最终把叙事重点放在部队贡献和抗日救亡的历史背景上，这与他的生前愿望相符。

1991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五十五周年纪念活动举行时，孔从洲已经去世半年。此前多年，只要身体和工作允许，他都会赶到北京参加纪念活动。199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六十周年纪念会举行，孔从洲的妻子、孔令华和孔淑静受邀出席，孔令华还专程从南方赶回北京。

从个人清廉，到军旅生涯，再到西安事变留下的历史影响，中央军委所作出的悼念安排，正是对这些因素的综合考量。孔从洲的名字，最终被写进了那段民族危亡、军队转型和国家命运急剧变化的历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