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秋，河北保定，导演严寄洲跟着作家李英儒走进一条条旧街，寻找小说中地下交通员接头、藏身和传递情报的地点。街面看似平静，真正的危险却藏在门缝、茶摊和巡逻队之间。严寄洲要拍的，不只是几场枪战，而是敌占区里无声无息的较量。
这部影片于1963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改编自李英儒的同名长篇小说。小说写的是1942年底至1943年初，日军在冀中发动“五一大扫荡”后，抗日根据地面临严峻局面。党组织提出“向敌后的敌后进军”，一批干部进入平、津、保、石等城市和交通要道，开展隐蔽而艰险的工作。
李英儒并非凭空构造故事。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八路军，1942年以后曾进入保定从事地下工作，接触过敌伪军政人员，也经历过城市中的秘密联络与分化瓦解。正因为有这段经历，小说里的街巷、医院、饭铺和人物关系，都带着较强的生活质感。
书中的杨晓冬，是团政委兼县委书记。他奉命打入古城，既要保护地下组织，又要争取伪军内部人员，尤其要推动伪团长关敬陶率部起义。表面上，这是一次策反行动；往深处看，却是对敌伪统治体系的拆解。地下工作者不能只靠勇敢，还必须判断人心，利用矛盾，掌握分寸。
有一次，严寄洲谈到改编方向，明确表示：“这不是只靠离奇情节取胜的影片，应该把重点放在人和人的命运上。”这句话，决定了影片的气质。它有紧张场面，却没有把地下斗争拍成单纯的追逐游戏；有牺牲，也没有把人物处理成没有迟疑、没有痛苦的符号。
原著长达34万字，电影剧本却只有3万多字。改编者没有机械压缩，而是从复杂故事中抽出一条主线：杨晓冬、金环、银环等人，围绕争取关敬陶、瓦解伪治安军展开行动。其他人物和情节，都服务于这条主线，影片因此显得集中，矛盾也更加锋利。
金环和银环由王晓棠一人分饰，是全片最具挑战的安排。两姐妹相貌相近，性格却不相同。金环泼辣果断，行动干练；银环质朴聪慧，情感更为细腻。王晓棠曾对导演说：“演金环要有她的劲儿，演银环要有她的味儿。”这不是一句漂亮话，而是她对人物差异的准确概括。
为了区分两个人物，她反复研读小说，调整说话的音高、气息和节奏，甚至借助定音器练习发声。生活中的站姿、走路和待人方式，也分别按照姐妹俩的性格重新设计。银环出场时，许多对话被删去，只留下“老地方”三个字，剩下的内容由眼神和动作完成，更符合秘密联络的谨慎特点。
金环的银簪，也是经过精心安排的细节。影片先让它出现在训诫关敬陶的场面中，簪尖在灯光下显出寒意，随后才在遭遇敌人时成为反击工具。这样一来，后面的动作不再突兀，而是早有铺垫。地下工作中的物件，往往既是日用品，也是临危时能够依靠的武器。
金环被捕后的审讯，是影片中极有力度的一场戏。她面对关敬陶，没有因震惊而失去镇定，反而主动承认相识，转而揭露敌人的罪行。她拔簪反抗，最终壮烈牺牲。银环因救杨母心切而无意泄露接头信息，导致杨晓冬被捕，内心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却仍强迫自己服从组织安排，阻止同伴贸然行动。
影片没有回避感情。杨晓冬与银环之间的关系，被压缩在一枚红心戒指里。戒指出现数次，既连接了杨母的牵挂，也暗示着两名地下工作者之间的信任与依恋。没有直白表白，却让观众明白，在枪声、追捕和牺牲之外，这些人同样有普通人的情感，只是他们必须把个人愿望放在任务之后。
王心刚饰演杨晓冬，王润身饰演关敬陶，陈立中饰演杨母，赵汝平、李壬林、王孝忠等演员也分别塑造了韩燕来、高大成、多田等角色。尤其王润身没有把关敬陶演成脱离现实的“洋派军官”，而是突出其地方实力派的气质，使这个人物的动摇、挣扎和转变更有可信度。
1963年11月影片上映后，受到广大观众欢迎。王晓棠凭借金环、银环两个角色获得高度评价，赵丹曾称赞她“姐姐是写意水墨，妹妹是工笔画”。影片也曾在特殊年代受到错误批判，被指责美化伪军、过度表现爱情等。进入平反重映阶段后，它重新回到银幕，并被改编为电视剧、歌剧和评剧。
银幕上的古城没有真正安静过。门被推开，脚步声逼近，灯影摇晃，人物却必须在极短时间内作出选择。《野火春风斗古城》的锋利之处，正藏在这些选择里：有人牺牲，有人动摇，有人完成转变，也有人在沉默中守住了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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