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春，戈壁基地收到了返城进修名额。
我的营长未婚夫周秉文，却在那份原本属于我的调令上填了许春红的名字。
他对我说：“阿禾，春红实在受不了恶劣环境，我先带她回北京，下次我亲自来接你，回城后立刻领证。”
我平静地答应了，没有告诉他。
我长期遭受微量辐射、生命已经走向了倒计时。
三年后，他终于来接我。
见到的只有黄沙深处一座没有名字的石堆，和一本染着血的观测日志。
……
1982年，西北戈壁核工业基地。
我坐在营部办公室里，在调令变更单上一笔一划签下自己的名字——林禾。
墨水在纸上洇开一点，像一滴干涸的血。
办公桌对面的周秉文明显松了口气。
“阿禾，我就知道你最懂事。”
我看得出，他虽然微笑着夸我懂事，但眼里全是游离。
我猜，他也许在想许春红知道这个消息后会有多开心。
我扯了扯唇角：“没关系，反正回不回城对我来说都一样。”
从决定成为核工业水质化验员的那天起，我就知道自己会有这么一天。
所以那个进修名额给谁，对我而言已经没有区别。
只是我没想到，周秉文会亲手划掉我的名字。
周秉文把变更单装回文件袋，闻言皱起了眉。
“怎么会一样？城里有我，有民政局，有我们的家。”
他说着轻咳一声，移开目光说：“阿禾，我不会让你等很久的。”
“等我带春红回北京，帮她找好住处和工作，安顿下来之后，我立刻给你申请特殊名额，亲自回来接你。”
我的神情没有丝毫变化：“好。”
周秉文伸出手，像从前那样想揉我的头发。
我偏头避开，拿起桌上的搪瓷缸喝水。
他的手停在半空，无奈地开口：“还说没生气？”
我摇摇头，说不出话。
刚才温水一咽下去，喉咙里便涌上一股熟悉的腥甜。
我死死压着，才没有当着他的面咳出来。
营部办公室的门忽然被人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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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春红裹着军大衣站在门口，脸色苍白，眼圈微红，仿佛被留下的人是她。
“秉文哥，手续办好了吗？”
“好了。”周秉文立刻转过身，看见她眉头立刻皱了起来，“外面风这么大，你怎么过来了？”
许春红越过他的肩膀看向我，怯生生地说：“我怕林禾同志不愿意。要不然，这个名额还是还给她吧。”
周秉文安抚地拍了拍她的肩：“这就是你胡思乱想了，阿禾很大度，立刻就同意了。”
许春红一怔，像是没想到会这么顺利，看向我的眼神多了几分复杂。
我看着她换了个理由将周秉文叫走。
直到脚步声彻底消失，我才用手帕捂住嘴，咳得弯下了腰。
雪白的棉布上，多了一片暗红。
下午，我向化验室请了假，去了基地医务室。
老军医看见我进来，脸色顿时沉下去：“药又吃完了？”
“嗯，夜里疼得厉害，多吃了一片。”
基地条件有限，这些药只能止痛、止血，让我剩下的日子稍微好过一些。
至于治病……从症状出现时，一切就已经来不及了。
老军医从木柜里取出两个棕色药瓶，推到我面前。
“周营长还不知道？”
我摇摇头，将药瓶压进帆布包最底层：“不用告诉他。”
“他后天就要回北京了，等他离开，这辈子我也就不会再见面了。”
我不想让周秉文留下。
更不愿知道，他若留下，究竟是因为爱我，还是因为可怜我。
离开医务室时，天色已经暗了。
戈壁的风卷着沙砾，刮在人脸上生疼。
我走到女兵宿舍外，脚步忽然停住。
昏黄的灯光下，周秉文站在许春红面前，正低头替她系围巾。
那条灰蓝色的围巾，是我用攒了半年的毛线票换来的。
为了赶在他生日前织好，我熬了十几个夜晚，手指被竹针扎出一个个血口。
如今，它正围在许春红的颈间。
许春红摸了摸围巾，小声问：“林禾同志知道了，会不会不高兴？”
周秉文替她掖好围巾，语气笃定。
“阿禾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我站在风沙里，隔着帆布包摸到冰冷的药瓶，忽然笑了一下。
是啊，回城的机会、周秉文的爱，我都拱手让给她了。
一条围巾，又算得了什么。